按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的规定，我国基本药物目录需要3年调整一次。笔者近日了解到，新基药目录将适当增加慢性病、多发病的品种，同时向老年、儿童用药倾斜。另外，对于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模式亦提出新的要求。
笔者就此采访了重庆科瑞制药副总经理胡晓春，就“基药扩容新向标”相关话题进行交流。
问：据悉，将要出台的新基药目录，会增加慢性病、多发病的品种，同时向老年、儿童用药倾斜。基药向这些领域扩容，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请结合基药目录扩容的必要性谈谈。
胡晓春：首先，我认为新基药目录的出台应该之于总体利好，通过增容扩大适应范围，是在总结了3年来307品种在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后作出的符合医改发展方向和实际需求的决策。慢性病、多发病品种的增加，向老年、儿童用药倾斜也进一步体现了基本药物目录的可及性特点，是医改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进一步要在“十二五”期间落实“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具体举措。按照政府官方的说法：随着我国整体医保筹资水平的提高，2012年将出台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必要性是不容质疑的。
其实，对照之前全国各省市几乎无一例外的在原307品种基础上进行了地方增补目录，我反倒认为这次出台太晚了，既然我们在新医改伊始就对基药有一个可及性、安全性、有效性的清晰定位，为什么没在3年前就对占我国疾病负担中比重近7成的慢病等有一个较好的体现呢？为什么不可以一开始就对1.85亿老龄人群及近3亿儿童的用药作一个更好的倾斜呢？我们可以解释为财力不足负荷过重并处于试行阶段等等原因。其实换个角度考量，如果我们仅仅减少10%的三公费用，或许就可以不是现在才提整体医保筹资水平的提高才有了扩容条件的缘由了。
同时我们看看一组数据，也非常强烈地表现出基药倾斜性增容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有关资料表明，慢性病的高发也正在快速消耗社会积累的财富，我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达250万～300万，每年心血管病的医疗费用高达1301.17亿元，其增长速度接近当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
而据世界卫生组织预计，慢性病防治占中国医疗费用的80%，在今后10年中，中国因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将产生558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到2015年中国慢性病直接医疗费用将超过5000亿美元。今后，慢性病仍将占用预防疾病的大量医疗资源。而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如果我国心脑血管病死亡率能降低1%，在未来30年，总体净经济效益将相当于2010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68%，相当于10.7万亿美元。
问：在您看来，基药的扩容对相关企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向慢性病、多发病的品种领域扩容是否给拥有该类品种的企业带来利好？
胡晓春：毫无疑问，基药的扩容对相关企业总体上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而向慢性病、多发病的品种领域扩容以及向老年、儿童用药倾斜，给拥有该类品种的企业带来利好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单个企业不一定利好。我们从系统考量：我们不管怎么扩容，总体上特别在普药上的产能过剩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同时，由于我国医改中特别是目前在执行基药政策中出现的不配套不同步的现象，以及普遍存在的各个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的一定偏差，也给相关企业带来了一种两难的甚至痛苦的选择，由于不配套不同步所带来的量的不明显增长与“唯低价论”带来的价格下降和原辅料成本、生产成本、人力成本等快速上升交织挤压，将加快倒逼行业洗牌进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格局将可能会更快显现。
问：随着新目录面世，也应进一步加快完善和创新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模式。面对目前基药招标存在的问题，您认为主要应在哪些方面进行改善？
胡晓春：一谈到药品招标，我们就会想到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质量优先、价格合理这类让我们非常认同的招标原则。但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在不断探索改革基药的招投标模式，成功案例还是乏善可陈，存在诟病引发争议的倒不少。而本次基药的扩容，我们将面临更多的药品加入基药招投标中。我们注意到日前卫生部、国务院医改办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2年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通知》，里面明确提到“发展改革（物价）等部门根据改革需要，在定价、药品采购等方面给予试点地区一定自主权”。即地方可以在药品采购上自行作出改变，还注意到五部委再次强调破除以药补医、取消药品加成的表述。
我以为，我们需要在招标层面上和执行实施层面上着手，进行系统的改善。
首先，医改进行到今天，国家需要也应该对列入基药目录的品种进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本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力度对招投标价格进行检查监管，对低于成本价中标品种不仅取消中标资格，而且要严惩不贷（这包括弄虚作假在成本上做文章的假冒伪劣药品生产，也包括恶意低价倾销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作法）。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运营成本问题和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较大等因素，建议与其让目前几乎所有省区都不同程度存在地方保护行为，不如明文规定，招标所在地产品的一定权重高限或者所招基药品种地产与外地产品的一定占比。做到务实的公平公正。
在执行层面上，我以为所谓的量价挂钩可操作性很差。而更关键的企业也更期望的是如何严禁二次议价（这在一些省区已是公开化），这种寻租行为既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价格体系，是唯低价论的又一种体现，老百姓实质上的实惠也没有得到体现。
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中标品种货款结算的及时性问题，据个别省区分析推断，前述的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方方面面原因补偿机制不配套和有待完善，结果之一就是之前在基药配送后的货款结算无法按照规则及时体现，这种情况在个别省区很严峻。而感到忧虑的是，目前国家经济形势还没走出困境，7月份GDP也“破8”向下，这势必影响国家财税收入。此种情况下，五部委强调的破除以药补医取消药品加成后，医疗机构只有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偿两种来源（基层医疗市场服务收费本就很低），将极有可能波及到企业的货款回笼滞后性进一步加剧。这将是对政府、基层医疗机构与企业三方的共同考验。坦率讲，“以药养医”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建设历史上曾经作出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但其随之而来的如腐败等等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我们在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同时，也更希望看到国家在出台政策的同时实质性的调控手段也同步启动。
近期卫生部提出的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将是医疗支付方式的改革，相信这进一步表明了国家医改的决心。
问：有相关人士透露：“一些省份已经尝试建立补标备案制（绿色通道），为新药进入医院开了一个口子。
”对于这项措施，您认为其用意何在？能否真实有效？
胡晓春：我认为，关键在于国家对基层医疗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的定位怎样。我们在基药目录中有多少真正意义的新药？而且介于基药招投标大多本来就是一年或者两年一招，建立绿色通道的意义即便可行也不太大了。
当然，在扩容后若是可以考虑一定比例的非基药在基层医疗机构的使用（如10%占比），或者这是指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非基药招投标则可另当别论。其实，我们考虑设置对一些抢救药品、紧缺药品如个别血液制品或者一类新药等不参与招投标直接经医院药事委员会等机构审批后即准入的规则也许更好也更能规避由此可能带来的漏洞。
问：有业内人士指出，两票制会在省级药品招标采购工作中全面推行。在您看来两票制真正落到实处，全面推行的可能性有多大？并请从行业和企业的角度谈谈两票制的利弊及影响。
胡晓春：两票制不管是否如业内人士所指会全面推行，若如一个独行侠式的在其他改革尚未配套的情况下全面推行也只可能是在个别省级平台上操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施行尚有待时日。防治偷税漏税、减少中间环节，杜绝层层加价肯定没错，但不能简单理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系统工程，杜绝腐败也需要多管齐下。从行业角度上，我认同社会越发展分工就越细是一条客观经济规律。之于整个13亿人口的医疗药品的需求，之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配送服务，之于我们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并落实到每个县每个乡镇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每个村卫生室。我不确定我们的生产以及配送能力是否强大到在全国都能够两票就可满足到位。或许，它更应该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为主、政府有形之手为辅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行业资本的整合而渐进式的展现。
问：“新目录”的出台以及两票制的推行，药企该做好哪些准备？
胡晓春：记得一句话解释什么叫做智慧，它这样说“有勇气和胆魄改变你能够改变的事，有气度和胸襟适应你不能改变的事，并能够将两者分清。名曰智慧”。我想，药企这几年已经经历或者即将面对的大环境变迁太多了，所以我们对新目录的出台以及有可能的两票制推行从资本运作上、从产业结构调整上、从营销模式的革命上都得考量。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被动等待，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政策上的积极对应，同时全力提高自己的产品力和服务力这两力乃应对之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