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辉瑞（Pfizer）公司靠心血管药物积累财富，比如降胆固醇药物立普妥（Lipitor）和降血压药洛活喜（Norvasc）。如今，作为全球最大制药公司的辉瑞，其未来却可能依附于圣地亚哥的研发部门，辉瑞在这里集中了大约1千名研究人员正全力研发抗癌药物。而过去，辉瑞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癌症这一顽疾。
金媛（JingYuan，音译）正在研发一种用于治疗癌症的新药，她是辉瑞圣地亚哥研发部门数千名研究员中的一名。
事实上，不仅大型制药公司，就连许多小型生物制药公司似乎都已认识到研发抗癌药物的商机。为此，他们不惜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研发抗癌药物。两大行业趋势推动着此次潮流，最新的科学发现向抗癌药物研究人员指明了需要攻克的新目标。
此外，制药公司认识到连立普妥这样的支柱产品都出现了利润下滑的势头，那么抗癌药物的高昂定价，对他们而言无疑就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制药行业主要贸易公司的资料显示，正在进行临床实验的抗癌药物大约有860种。这个数字是心脏病和中风实验性药物总和的两倍多，接近于艾滋病及所有其他传染病实验药物的两倍，同时也是老年痴呆症和所有其他神经系统疾病药物的两倍左右。
抗癌药物研发热潮的诱因
尽管整个医药界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但是最终只有极少数的新型抗癌药物能上市销售。去年只有两种新型抗癌药物上市，今年则只有一种。不仅如此，抗癌新药中，有一些只能将病人的寿命延长几个月或者稳定肿瘤症状，但是每月的费用却达到了数千美元。比如批准用于治疗胰腺癌的特罗凯（Tarceva）能将患者的寿命延长12天，其费用为每月3500美元。这正应了某主流杂志的评论，抗癌之战变成了“陷入壕沟的苦战”。
原因何在？专家认为，吸引制药公司进入抗癌药物商业研发领域的因素同样能解释该领域进展缓慢的原因。一个是科学因素：一些研究很快揭示了细胞存在造成癌变和刺激癌细胞增殖的基因突变，这向制药公司指明了研发药物时需要抑制的分子或者“攻克目标”。研究同样表明，癌症相当复杂。肿瘤中有如此多的异常分子，抑制一两个异常分子就想达到抗击癌症的目的，就好比在某路口设置一个路障就想阻断整个曼哈顿的交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跟细菌一样，肿瘤细胞会对药物产生耐药性。有些专家认为能杀死多数肿瘤细胞的药物并不会影响癌症干细胞，所以肿瘤会重新形成。而且即使比对两名乳腺癌或者肺癌患者，其肿瘤细胞在分子层面上的不同就能说明他们可能患有不同类型的乳腺癌或者肺癌。因此，对某个病人有效的药物可能对另一个病人无效。“癌症不是一种单一疾病”，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德研究所（WhiteheadInstitute）的癌症生物学家罗伯特·A·温伯格（RobertA.Weinburg）说，“它是几十种甚至几百种疾病的混合体。”
另一个让制药商对抗癌药物感兴趣的原因就是利润。癌症患者通常会为了治疗而竭尽所能，而保险公司不敢冒触犯众怒的风险拒绝支付抗癌药物费用。即使药物的疗效不佳，患者仍然会购买。在此状况下，患者每月的癌症药物费用会被制药公司定为数千美元。这种标价状况导致治疗罕见癌症的药物及疗效不佳的药物成了巨大的摇钱树。
以英克隆公司（ImCloneSystems）开发的爱必妥（Erbitux）药物为例，其定价为每月1万美元。在加拿大进行的一项研究表面，爱必妥作为直肠癌治疗的最后防线，使用此药物与未治疗的患者相比，爱必妥能将患者的寿命平均延长一个半月左右。在美国，按照这种价格，一个疗程下来，平均每个病人的额外费用为5万美元左右。爱必妥得到批准也可以用于治疗头颈癌。去年，它的销售额为16亿美元，高于其他约70种抗癌药物。同年，为了争夺抗癌药物市场，礼来公司（EliLilly&Company）以65亿美元收购了英克隆公司，出价高于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Squibb）。
抗癌药物泡沫？
根据美国医学新闻商业杂志的汇编，1998年全世界销售额最高的200种药物中，抗癌药物只有12种。其中，紫杉醇（Taxol）排名第21位，是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30种药物中唯一的抗癌药物。而在去年的排名中，前200名的名单中，抗癌药物占了23个名次，其中有3种抗癌药物排在前10名。126种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药物中，有20种药物用于治疗癌症。
根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Health）的报道，从2006年起，抗癌药物成为全球销售额最大的药物分类，2008年这种状况开始在美国出现。巨大的销售额吸引着制药公司。“癌症牵涉到人的情感。与自行车轮胎和雨伞市场不同，在抗癌药物市场，市场机制不能发挥调控作用。”罗伯特·L·欧文（RobertL.Erwin）说，“只要医疗卫生机构还为此买单，资金就会不断流入这个领域。”欧文是癌症患者辩护团体——马蒂·尼尔森癌症基金会（MartiNelsonCancerFoundation）的负责人，以及某生物科技公司的经理。
但欧文先生和一些专家说，对于癌症患者来讲这不一定是好事。对医药公司来说，抗癌药物市场的门槛太低了。尼尔·J·梅洛普（NealJ.Meropol）是克利夫兰市大学医院医学案例中心（UniversityHospitalsCaseMedicalCenter）的肿瘤专家，一直致力于药物价格研究。他说，“如果市场分辨不出疗效中等和疗效显著的药物，那么就不会有动力将资源调配到更有利于癌症研究的方向。”
许多经营者提出争议，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制造出更有价值的药物，他们肯定会去做。但为了维持企业运作，他们必须平衡实验药品组合，考虑到长远风险以及制造哪种抗癌药物才能更好的进入市场。“如果你总是想着本垒打，你会打空很多次。”Exelixis生物科技公司进行了11种抗癌药物的临床试验，其首席执行官乔治·A·司康格斯（GeorgeA.Scangos）说。“这不是因为公司要盈利，”他说，“主要是研发出治本药物太难了。”
由于医疗卫生费用增长，导致制药公司在选择研发药物时有了新的压力。如今有些专家谈论将“资金毒性”、恶心、脱发作为癌症药物治疗的副作用。联合健康保险公司（UnitedHealthcare）肿瘤部门的高级副总裁李·纽科默博士（Dr.LeeNewcomer）说，“问题在于，如何能忍受市场上有400种价格均为每年5万美元的新药。”花费上的压力以及每年仅有少数抗癌药物能上市的现状，让许多正在癌症药物研发上投入巨额资金的企业苦不堪言。“这是你见过的最大泡沫。”芝加哥大学的肿瘤学家马克·拉特恩博士（Dr.MarkRatain）说。
辉瑞的押注
辉瑞公司却指望研发抗癌药物拯救公司。它希望到2018年，其抗癌药物的销售额能达到110亿美元——是去年同类药物25亿美元销售额的4倍多。而25亿美元仅是辉瑞公司年销售额的5%。之前，抗癌药对辉瑞这样的大型制药公司没有吸引力。罹患同类型癌症的患者人数不多，死亡过程却很快。相反，有数以百万计的病人患有高血压之类的慢性病，需要终生服药。确实，辉瑞公司现在销售的三大抗癌药物来自于2003年收购的竞争对手法玛西亚公司（Pharmacia）。当时交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得到治疗关节炎的药物西乐葆（Celebrex）。
不过，现在已经有了许多疗效极佳的心血管药物。立普妥（Lipitor）是世界上销量最高的药物，2011年其失去了专利保护，但辉瑞尚未开发出立普妥的继任药物。因此辉瑞公司减少了心血管药物方面的研究，将抗癌药物列入其6个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辉瑞用于药物研发的资金超过70亿美元，大约有20%投入到抗癌研究上。现在正进行临床实验的药物大约有100种，仅抗癌药物就占了22种。
“我个人对癌症带来的商机很感兴趣，”辉瑞首席执行官杰弗里·B·金德勒（JeffreyB.Kindler）说，“我们必定会成为肿瘤领域的领头羊。”辉瑞公司的癌症研究集中在圣地亚哥的办公楼。这些楼房曾隶属于当地某家生物科技公司。
辉瑞试图保持新兴公司的松散风格，像周五下午的啤酒派对。公司从康涅狄格州实验室调到此地的负责人凯瑟琳·麦基（CatherineMackey）已开始热衷早起冲浪。今年辉瑞从范德堡大学聘任的肿瘤专家梅斯·L·罗森伯格博士（Dr.MaceL.Rothenberg）负责监督癌症药物的临床实验。他希望辉瑞能够开发出“能治本”的药物。“我给人看病有20年了，”罗森伯格博士说，“我知道患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延长生命。”
过去几年，抗癌药物研发的最大闯入者是靶向疗法。这些药物能够阻断肿瘤细胞中的异常分子而不影响正常细胞，到目前为止，治疗效果尚属中规中矩。即使最好的靶向治疗药物其疗效也受限，其中一个原因是多数肿瘤细胞是由大量多余的基因异常产生的。这意味着针对不同靶向的药物需要组合使用。但药物组合会增加治疗的费用和副作用。因为监管体系要求每次只评估一种药物，所以很难验证两种实验药物组合进行临床实验的效果。
另一个原因是患者之间的肿瘤存在不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Hopkins）的癌症基因学家博特·沃杰尔斯坦（BertVogelstein）说，一个典型的肿瘤也许有50到100个基因突变。而两名同类型肿瘤的患者，相同的突变也许只有5个。因此，即使某药物对肿瘤中存在特定突变的病人非常有效，一旦将其在患者中广泛推广，治疗效果就欠佳。
解决方案之一是通过肿瘤基因序列找出哪个病人应该用哪种药物。辉瑞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其计划马上开展针对某肺癌药物的后期临床实验。而这项实验只从5%左右存在A.L.K.基因突变的肺癌病人中招募实验对象。
“我们追求的，”辉瑞的罗森伯格博士说，“不是给大群体提供小益处，而是给小群体带来大益处。”至少目前来看，收缩战线，精确研发是制药行业研发出“治本”药物的最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