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总额控制即将在全国推开，各种支付方式的探索也将随之铺开。已经先行一步全面铺开医保总额预付的上海，正酝酿着进一步精细化的改变。
这些改变，首先指向的就是如何确保预算安排、预算增长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近日，上海市医保办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正在依托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数理分析建模能力，开展医保费用数学模型研究。
守住收支平衡底线
随着医保覆盖面的扩大和保障水平的提高，如何有效使用医保经费，控制医疗费用过度增长成为医改面临的挑战之一。
上海医保较大的支付压力，伴随着2001年的改革到来。
2001年1月，上海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被废除，实现全面并轨，开始推进职工医保制度改革。当年医疗费用的增速在30%以上，基金收入和支出压力加剧。
为了控制费用，2002年起上海开始实施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费用预算管理，医保实行总量控制，也就是单方面控制医院医疗费用的增速，超支部分由医院和医保部门共同负担。其中，医院承担的超支部分比例已经从最初的10%提高到了目前的40%。
在这个过程中，医保总额预付的思路逐渐形成。与上海不同，北京采取的是很精细的DRGs支付方式，也就是按病种分组付费。
目前世界上的医保支付方式主要包括总额预付、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三种。6月9日举行的第八届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周海洋解释称，各种支付方式各有利弊，上海采取总额预付的原因是，上海医保最初就是门诊和住院一起管，医疗费用增长和管理压力很大。“我们没有时间想得那么多那么细。”周海洋称，初期抓总量可能矛盾小一点。
2005年，上海首先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2009年仁济医院、华山医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3家三级医院启动医保预付试点，2010年扩大到10家三级医院和全部公立二级医院；2011年进一步推广到全部三级医院。至此，医保预付成为上海医保支付方式的主体形式。
为了让医保总额分配更科学、公正、合理，2008年起上海市医保部门引入了院长协商机制，更多地听取医院的声音。
目前上海实行“三轮协商”，第一轮，由全体医院代表协商，确定三级医院和一二级医院预算总额划分比例；第二轮，由三级医院和一二级医院分组协商，三级医院代表协商预算分配到具体医院，一二级医院代表协商确定各区县的预算总额；第三轮由区内一二级医院协商分配。
经过十年改革，上海逐渐形成了在预算总额管理框架下，以按服务项目付费为基础，总额预付为主体，精神病住院费用按床日付费、部分住院病种按病种付费等多种支付方式并存的混合支付模式。
但是，对于上海的支付改革并非没有非议和指责。周海洋也坦言，这个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预算安排是用历史数据，其科学性、合理性存在不足。比如缺少考核评估的管理办法，比如合理控费带来负面影响，像推诿病人、红发票（让老百姓用医保支付费用以外的药和器械）。
不过，总体来说，改革还是在上海起到了积极效果。
周海洋称，借助这种混合支付模式，上海确保了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从2002~2011年，医保基金收入年均增长15%，支出年均增长12%。
仁济医院的数据也显示，2010年该院医保资金结余2501万元（全市三级医院平均超额3.19%）；2010年医保门急诊诊疗病人159万人次，同比增长5.31%；医保出院病人同比增长4.81%。
2008~2010年，仁济医院肺炎、社区获得性肺炎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从15.87天降至12.84天，平均住院费用从12664元降至10368元。
上海公立医院控费工作曾在2011年被卫生部当作典型向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推广，其中被重点推介的就是“加快推进实施医保总额预付制”。
周海洋表示，总额预算管理一定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坚持，同时也要允许不断完善、调整。“收支平衡是底线要守住，其他的都可以改进。”
医联体的机会？
这些改进，首先指向的是医保预付的精细化。
对于医保费用的数学模型研究，有报道称，此项目共分三阶段，一是为每家医院建立一个模型，用前几年的数据检测模型是否能大体反映医院的发展趋势。二是在此基础上增加横向对比因素，检测条件类似的两家医院，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三是构建能够体现全市医疗机构真实需求的模型。
由于2001年上海放开了定点医疗，手持医保卡的病人可以自由就诊。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外地慕名而来的就医群体增多，医院和患者间稳定的联系很难实现，这也就使得医保额度的测算成了难题。
如果缺乏精确测算，总额预付就失去了科学的前提。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对本报记者表示，总额预付需要在一个医疗联合体内才有可能进行。在他看来，医联体更容易和病人保持稳定关联，如果没有这种稳定的关联，只是根据历史情况来计算总额，往往会出现很大误差，使得预付的总额与实际需要之间发生很大背离。
而这种背离，也是目前上海医保总额预付被指责和非议的原因之一。
上海推行建立的“医联体”，是一种“3+2+1”的模式，即由区域内一所三级医院为龙头，联合若干所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以联合体章程为共同规范的非独立法人组织。
医联体内部医保额度的分配，蔡江南表示，可以根据各自的贡献和风险责任等因素，由医联体自己来协商划分。但在目前三级医院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医联体内部医疗费用的使用无法做到最有效率。
不过，蔡江南也对记者说，医疗联合体还涉及到组织体制的改革，在我国目前的医疗组织体制下，这方面的改革难度很大，短期内难以有较明显的进展。在组织体制没有明显改变的前提下，总额预付也难以有比较大的进展。
家庭医生当“守门人”
此外，其他的支付方式也在逐渐探索中。
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处长刘红炜在近日的新闻通气会上表示，上海将在浦东新区试水家庭医生按人头支付的经费管理制度，不过首先是在新农合范围内进行支付。
上海构建家庭医生制度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家庭医生成为医保经费的使用人，在与社区居民建立较为固定的签约服务关系基础上，将医保经费按照签约人头预付给家庭医生管理。
根据国际经验，家庭医生在有序利用医疗资源以及控制医疗费用方面都发挥着“守门人”的作用。
2011年的统计显示，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急诊均次费用相当于二三级医疗机构的40%，如果居民能够更多利用社区卫生家庭医生服务，尤其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初步诊疗，一定程度上将减轻医疗费用的支出。
同时，按人头支付卫生经费，也可以提高家庭医生控费的积极性，鼓励使用适宜技术、适宜药物提供适宜服务，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进一步实现医疗费用的有效控制。
2011年4月上海正式启动家庭医生制试点。截止到今年4月底，10个市级试点区共计12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87个社区卫生服务站，597个村卫生室参加家庭医生制试点。参与试点的全科医生1982人，共签约家庭76.98万户，签约居民209.9万人。
上海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改革路径，目前并无定论，上海市医保办也称，要多维度、多视角开展这方面的平行研究，以适应上海特大型城市、一级基金管理的特点，适应上海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医疗技术水平最高、医疗消费水平最高的特点。（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