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在临沂某县采访时，包括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工作人员均向导报记者表示，基本药物制度确实是一件好事，但结束了“以药养医”后，财政支持力度不够，他们的日子着实难过。不得已，3元的处方费、5元的注射费等，已经成为他们获取收入的另外途径。
国家审计署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据对全国10个省市45个县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专项审计的调查发现，一些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仍购进和使用非基本药物、加价销售基本药物，部分县级医院违规加价销售药品。
财政支持捉襟见肘
“我们医院有60多名在职员工，还有不少离退休干部，一名老职工去世就要补发40个月的工资和上一年可支配收入的2倍，乡镇医院的负担太大了。”6月28日下午，在该县某乡镇卫生院3楼办公室，院长王永贵告诉导报记者，以前医院的主要收入就是卖药，通过药品加价即“以药养医”来维持医院运转。但自从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药品以零差价销售后，药品收入便无从获取，只能靠财政支持。
在王永贵看来，虽然国家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贴一部分，但地方上的配套资金太少。“我们门诊的报销比例是40%，住院报销比例高达95%，即使是比我们富裕得多的县，比例都没有这么高。”王永贵表示，目前乡镇卫生院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包括重点人群查体、居民健康档案等。
目前，在当地每一个工作区都有一个服务队，如果老百姓需要可以打电话。就在当日上午，王永贵还参加了该县卫生局召开的一个旨在推进家庭医生式服务工作的会议，打算从7月底开始做这项工作。
“有小病从村卫生室（所）就能拿药，稍微大点的病一般去县或县级以上医院，乡镇医院是在夹缝中生存。”王永贵说，他们现在招聘员工时一般都不敢招本科以上的大学生，因为基本上工作没多久他们就会离开。
不过，针对有医院违规加价的情况，王永贵表示，其所在的县所有的电脑系统都是统一的，药品属于国家目录或省目录及增补情况都有注明，不会出现基本药物加价的情况。
“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但不排除还会有药品加价的情况。”在当地一家村卫生室，村医生李连强告诉导报记者，虽然现在医院已经基本无法从药物销售中获得利润，但仍然有其他办法。
比如，只要老百姓买药超过3元，医生就会多开3元的处方费，如果是注射的话则是5元。在这3元中，国家给报销80%，最后老百姓就要多花6毛钱。而且，假如买的是40元的药，医生完全可以把40元拆分成4个10元，本来只需要3元的处方费就变成了12元。
操作暗藏猫腻
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明明老百姓的医保卡里还有不少钱，为什么上边却还说紧张？”据李连强介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老百姓每人自己交60元，国家补贴110元，即每人每年可以报销170元的药费。
可现在的情况却是，村卫生室每个月向上报销的金额却被限制。
正是因此，李连强所在的门诊上个月因为门诊量超支，多出的1000多元钱无法报销，只能由村医生自己支付。而且，由于处方费、注射费等也算在报销金额之内，本来还寄希望于这三五元收入的村医已经没有什么操作余地。
李连强还透露，在公共卫生服务这一块，国家给每个人补贴25元，但到村卫生室每个人只有4.5元。以公民健康档案为例，其工作量大部分在村医身上。在财政支持不足、人手紧张的情况下，造假就难以避免。
在李连强看来，基本药物制度本身是件好事，但在操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猫腻儿。
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陕西宝省鸡市钓渭镇蜀仓卫生院被曝药品售价虚高，加价率达到了400%，最高的甚至达到了714%。今年5月，湖南省宜章县组织了治理医疗服务行业“三乱”行为的专项活动，其中，就将药品乱加价的整治作为重点内容。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表示，卫生院的加价是因2009年国家逐步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一些卫生院资金缺口巨大所致，而目前财政还没有能力对基层卫生院做到足额补偿。
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比较卫生政策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后陈秋霖向导报记者表示，目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离公众的期待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不同人群在医改中的获益程度不同，改革中还有很多关键问题没有触及和解决，有待于进一步配套。
在陈秋霖看来，医疗卫生系统至少包括医疗卫生筹资体系、服务体系、监督管理体系以及药品生产流通、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等5个主要的子体系。其中，筹资体系、服务提供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是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必须协同推进，才能最终实现改革目标。（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