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网11月18日讯 2019年10月末，在同写意举办的首届全球生物医药前沿技术与政策法规大会上，王印祥博士向记者回忆起2003年回国创业时的情景，“当时国内主流药企集中做仿制药，创新尝试非常少，基本没有专门针对创新药物的风险投资基金，大部分实验都需要与科研院所合作，合适的人才更是非常难找。”
很多人将2015年视为国内创新药领域发展的转折点，2018年底“4+7”集中采购试点以来，新药研发似乎成为国内制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可逆趋势，技术、资金、人才纷纷涌入。
2019年8月，微芯生物作为首家申报科创板上市的原研药企正式登陆公众资本市场；11月，恒瑞医药发布公告称11.6亿元拿下两款临床试验阶段的原研重磅新药。至少从资本视角观察，国内新药研发行业正在形成类似于欧美成熟市场的创新生态链。
然而，国内新药研发的创新生态是否真的已经形成？生物医药未来十年的高速发展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动脉网记者采集了行业人士、投资机构和监管端的意见后，找到了以下答案。
1、 新药创制的国内外差距正在所小；
2、 产业并购已经出现，但活跃程度较低；
3、 临床研究正制约原研药物创新进程；
4、 弯道超车是伪命题，Me too新药仍将是未来主流趋势。
新药创制的国内外差距正在所小
君联资本是国内较早从事创新药投资的机构。董事总经理洪坦观察发现，在过去10年中，投资人和药企的心态都发生了重大转变。2011～2014年间，几乎没有人会是投创新药项目，但2015年之后出现了过山车式的转变，具有一定技术壁垒的新药研发企业炙手可热，估值也应声而起。
传统大药企的心态转变则发生在“4+7”集采政策尘埃落定之后，以往通过仿制药养创新药的稳中求进的打法急速转向新药研发。
实际上，近两年来监管端也顺应产业变化，做出了许多与国际接轨的调整，从创新药定义到优先审批，都在尽力缩小国内外差距。
差距缩小的其中一个体现是专利数量增加。王印祥博士指出，如果从创新药物专利数量的角度考量，中国的研发水平已经进入全球第二梯队。不过也应该看到，国内药企在销售渠道方面尚不具备全球竞争力。
目前，国内许多生物科技企业正在通过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方式，逐步缩小与跨国药企在新药研发下游环节的竞争差距。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十余个原研药项目正在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全球各地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国内外新药上市的时间差已经从过去的数十年缩短到近期的最快数年。
不过，美国工程院院士、原力生命科学董事长孙奎勇提到了加速新药研发可能存在的风险， 研发新药周期很长，每时每刻会有新数据，数据一旦被过分压缩，可能出现各种问题。判断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研发实力，要透过赶超看后台科学能力，因为药研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团队解决问题能力的考验。
产业并购已经出现，但活跃程度较低
现阶段，规模较小的生物科技类企业是国内药物创新的主力军。在与跨国药企的竞争中，具有显著技术优势的生物科技企业能够在集中研发投入、布局全球临床试验等方面体现效率优势，往往能够在特定靶点上实现更快的研发和临床试验进度。不过，生物科技企业在全球销售方面的弱势也非常明显，这无疑会制约企业的长期发展。
在美国，大药企和生物科技企业主要通过产业并购的形式整合对方优势。不过，发生在中国企业间的并购鲜少出现，产业并购的总体规模也远远落后于成熟的制药市场。
在王印祥博士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还没出现具有绝对实力的大药企。药物产业并购涉及动辄数十亿美元体量，大药企的现金流会承受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生物科技企业在研发策略上以跟随创新为主，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全球竞争力并不强，不能为并购方带来足够大的潜在销售规模。在全球新药物市场上，中国企业占比不超过10%，对产业并购形成了巨大掣肘。
与此同时，由于优质标的相对较少、资金池充裕等原因，一级市场的生物科技企业估值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药企的并购积极性。
不过，产业并购是新药创新生态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一方面，新药研发是一个需要整合不同阶段资源，形成合力的过程。另一方面，据统计，国内有超过5000家药企，并且保持高速增长，其中多数药企曾获得过至少一轮融资，从资本需要退出渠道考虑，产业并购也是重要的方向。
临床试验资源不够充沛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仿制药大国，临床试验需求一直被抑制。然后，2015年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和鼓励新药研发的顶层设计，让临床试验价值体现出来，资源短缺的窘境也随之出现。国投创新医疗健康首席科学家何如意曾经在中美两国的药物审评机构有多年的顾问经验，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临床实验开展仍处于起步阶段，难以适应新药研发的需要。
一方面，国内的研究人员缺少临床试验方面的专业培训，符合条件的临床试验主要研究者（PI）很少，这也成为制约国内临床试验发展水平的关键环节。此外，临床试验基地的配套人员也比较缺乏，很多制药企业斥重金都难以找到真正胜任的临床试验总监。
临床试验人才短缺，与我国临床试验基地数量有限不无关系。过去，由于考虑到临床试验安全性的原因，监管层对于临床试验基地的审核比较谨慎，放开的范围很小。据二级市场信息披露网站雪球统计，2004 年以前，国内只有 125 个临床机构，自 2004 年出了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办法（试行）后，临床试验基地获批数量大幅增长，目前大概有600家，但是依然远远不能够满足国内新药研发和一致性评价的需求
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实行备案管理。具备临床试验条件的机构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指定网站登记备案后，可接受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委托开展临床试验。
有分析认为，临床实验基地的数量不再是创新药和BE试验的限制步骤，特别是对招募健康人的，只做生物等效性试验（BE试验）的仿制药，临床试验基地的限制开始得到解决。此外，在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中，重点提到鼓励国际多中心的II、III期临床试验在中国的试验基地进行，希望通过让国内临床试验人员参与国际临床试验的形式，带动中国整体临床试验水平的提升。
另一方面，国内临床试验的行业标准才刚刚开始建立。实际上，临床试验并非深奥高端的试验，经过基础培训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完成，但临床试验的规则和管理体系建设，国内才刚刚开始做，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2018年7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程序的公告》（42号文），在满足公众用药需求，落实申请人研发主体责任的同时，体现了鼓励创新和加快新药创制的政策导向，对于如何提高中国临床试验水平做出了明确规定。
Me too新药仍将是未来主流趋势
在同写意大会现场，中国医药企业弯道超车这个话题反复被提及。动脉网记者在分别提问行业人士、投资人和监管专家后找到了这一话题的共性观点，即在从业人员看来，中国药企在未来十年通过弯道超车是个伪命题。
新药研发是一项实力、速度、效率等综合竞争实力的比拼，仅仅具备一方面的突出优势是无法超越竞争对手的。
更为重要的是，新药研发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许多大型制药公司在大分子、小分子药物研发上都经过长期探索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只有在实践中形成独特的方法论，才能在全球市场赢得一席之地。
烨辉医药创始人/CEO华烨表示，国内创新药领域仍然存在碎片化，需要整合，通过自身历练、几代人传承，然后迎来突破。
祐和医药CEO赵大尧曾经在跨国药企工作多年，并主持国外大药企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他认为，下一个十年，国产创新药将占据全国药品市场约10%的份额，Me-too创新药仍将会是主流。“不过，跟随创新并不必然不值得鼓励，如果可以服务于病人，临床价值很大。”赵大尧指出。
在针对Me-too创新药的趋势判断上，率先登陆公众资本的市场微芯生物董事长、总经理鲁先平和率先推动国产PD-1上市的君实生物执行董事、总经理李宁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鲁先平认为，未来10年，国内医药行业会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4+7”背景下，本土具有优秀管理能力、生产能力、执行能力、覆盖能力的仿制药企业将成为仿制药的重要供应商；第二，创新药方面，最大多数的企业将继续围绕Me too展开价格竞争，这部分满足了临床需求；第三，有部分创新型企业围绕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通过差异化的源头性创新，加入全球竞争。
李宁则提及支付创新在新药研发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国内医疗支付体系错综复杂，商业保险将在未来10年出现重大突破。
不过，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未来国内药企研发First in class新药的水平赶超美国并非不可能。在美国平均每年批准30个新药中，有2-3个靶点被覆盖到，从新靶点发现的角度考量，国内外在First in class上的差距正在慢慢缩小。
实际上，新药研发需要有自我驱动力，完全跟随大药企会碰到问题，国内创新药企需要基于趋势和能力，找到适合的根据地，进而聚焦。
加强基础科研投入，是业内人士对于未来10年国内新药研发方向达成的另一个共识。在基础科研中，应该让中国科学家自由发挥想象力，这将成为国产创新药打入世界市场的重要环节。新药研发是一个科学驱动资本的过程，需要真正懂行资本的注入，让国产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
孙永奎表示，大学、研究机构等方面应该注重基础研究方面投资，这是新药研发的源泉，否则很难做出新药。基础研究可以成为资本角力的另一个战场，专业投资人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持续寻找国内创新，并培养基于数据的评估能力，和商业开发整合能力。“商业开发整合能力在未来10年中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中只管重要。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已经有人开始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国内资本市场投资对于这种能力培养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道有险阻，通过对国内新药研发的产业生态做出适时剖析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国产创新药正在开启黄金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