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世界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在抵御疾病风险、防治各类疾病、延长人们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已经成为各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回顾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交织着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发展轨迹，承载着几代中国医学精英的开拓进取，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成就斐然。中国医学科学家、临床工作者和公共卫生专家在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防治上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奋斗和探索，为今天的健康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在诸多学科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在世界现代医学发展之林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现代医学的故事充满温度和色彩，故事的主人翁充满力量和智慧。
在现代医学的重要领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故事不可胜数，我们将分篇概括、总结介绍：
开篇——与传染性疾病斗争的故事
传染性疾病伴随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因其致病快、传播性强、波及面广，一旦出现，极大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我国传染病研究之路上充满艰辛，但成就显著。
（一）中国学者发现沙眼衣原体
沙眼是由沙眼衣原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角膜炎症，是一种致盲性眼病。解放前，我国沙眼患病率约为50%，有些农村地区甚至达到90%以上。20世纪 20-3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进行医学微生物学实验研究，在医学细菌学、病毒学等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果。“衣原体之父”汤飞凡是我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医学微生物学家，他在微生物学、免疫学和抗菌素学方面有很多建树，特别是沙眼衣原体的发现举世瞩目。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看准了探讨沙眼病因的重要性，很关注沙眼病原体分离研究工作，他通过一系列的科学实验和自体眼睛感染的观察否认了沙眼细菌病原学说。20世纪30年代，陆续发表相关文章澄清沙眼病原学上的争论。1954年，他提出“查明沙眼衣原体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大大促进诊断、治疗和预防工作”的观点。1954-1956年，他和眼科专家张晓楼教授等合作开展了大量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工作，在一系列动物实验的失败后，他们总结思考，不断改进，最终创造性的运用科学思维，成功分离出沙眼衣原体，并用自己的眼睛进行试验。他的研究和建立的方法将沙眼发病率显著降低，从近95%降至低于10%，大大推进了沙眼的诊、治、防工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这项研究与发现也为衣原体分类学以及相关病原体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儿童与“脊灰”绝缘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小儿，患儿通常出现下肢瘫痪或行走困难，俗称“小儿麻痹症”。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顾方舟教授带领团队在昆明建立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开发和生产。1959-1961年，他制备了9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毒种和疫苗，在北京、上海等15个城市450万7岁以下儿童中开展活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及流行病效果研究。1963年成功研制出小儿麻痹糖丸剂型，提升了儿童服药的体验，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4年，他制定出活疫苗脑内试验判定标准，制定了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制造及检定规程，并获批准生产。1982年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疫苗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参与设计建立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生产基地，后又研制出第一个OPV糖丸新剂型，使我国在2000年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并保持无“脊灰”状态。经过近30年科研攻关，2015年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自主研发生产出我国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简称sIPV）正式上市，填补了我国在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生产领域的空白，提高了疫苗接种的安全性，打破了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垄断，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消灭脊髓灰质炎产生积极影响。
（三）中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
麻风病是一种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疾病，主要侵犯皮肤、粘膜和周围神经，在中国已有几千年流行史，曾是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慢性传染病之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20世纪50年代提出“积极防治，控制传染”的原则，60年代提出“查、收、治、管、研”综合性防治措施，80年代提出以县（市）为单位实现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90年代开始对多菌型麻风患者给予联合化疗。2001-2011年，原卫生部办公厅先后印发了一系列通知和规划，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地、县组成了万余人的防治及科研队伍。1985年成立了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各省、市、自治区麻风防治协会也相继成立。2007年，全国开始麻风病院村改建，建立了千余所麻风院、村、所、站。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从事麻风病研究的国家级专业机构，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风病控制中心。2016年召开的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以“未竟事业，终止传播，预防残疾，促进融合”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是全球麻风控制的终极目标。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我国麻风病防治效果显著。近年来，每年报告的新发麻风病整体呈散发低流行状态。2016年，麻风病发病数为284例，死亡数0，发病率0.0207/10万，麻风病流行程度显著降低，麻风畸残恶化状况得到明显遏制，歧视现象得到较大改善。在中国麻风病防治历史上有两位值得纪念的人物，一位是马海德教授，他出生于美国，原名乔治·海德姆，早年投身于中国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他在北京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之后一直主要从事性病、麻风、头癣等防治研究。他率先提出“以县为单位控制麻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课题，此成果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相继建起中国麻风防治协会、中国麻风福利基金会及中国麻风防治研究中心，并出版发行《中国麻风杂志》。另一位是我国著名皮肤病性病学家、原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他带领团队在全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麻风病防治体制，培养了一支麻风病防治专业化队伍。1960年，他提出“皮肤科医生积极投身麻风畸形矫形”的呼吁，此后逐渐形成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麻风畸形矫治专业化队伍。他们为我国麻风病等的防治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
（四）中国血吸虫防治取得卓越成效
血吸虫病是危害身体健康的一种重要的寄生虫病。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仅次于疟疾的一种重要热带病。解放初期，我国血吸虫病流行严重、分布广泛、流行因素复杂。全国约一千余万患者，一亿余人口受到感染威胁，有螺面积近128亿平方米，13个省、市、自治区有血吸虫病分布。我国高度重视血吸虫防治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和实施了不同的防治策略：解放初期开始，采取以预防为主，因地制宜的基本方针和以灭螺为主的综合措施，疫区面积缩小，病情显著减轻。为此，毛泽东主席曾作诗《七律二首·送瘟神》，描述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情景。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以人畜同步化疗为主，消灭易感地带钉螺和加强健康教育为辅等的 措施。通过综合治理、科学防治、引进世行贷款、鼓励社会参与等措施，病情得到进一步有效控制。2004年以来，我国全面实施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并出台《血吸虫病防治条例》，从法律层面保障了这一策略的实施。全国血吸虫发病率从解放前的0.81/10万下降至2007年的0.06/10万。虽然我国血吸虫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影响血吸虫病的流行因素复杂，一些湖沼型和山丘型流行区的疫情曾出现反复，再感染难以控制，防治效果难以巩固。近年来，长江流域血吸虫病疫情有所反复，并呈扩散趋势。2016年，血吸虫发病率是0.21/10万。目前正采取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科学防治的方针，充分发挥科研在防治中的指导作用，努力为血吸虫病防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五）中国研制出抗疟新药“青蒿素”并获诺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上世纪60年代，由于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产生抗性，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全世界约有100多个国家，数10亿人口在疟疾流行区生活，超过2亿人患疟疾，超过100万人死于疟疾。当时，中美两国都开展了抗疟研究，均未得到结果。196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接到“523项目”，扛起了抗疟相关中草药研究的艰巨任务。她从系统收集历代医籍、本草、地方药志和名老中医经验入手，汇集了2000多种方药，从中筛选出200多种供筛选。1971年10月，屠呦呦第一次成功地用沸点较低的乙 醚制取青蒿提取物，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是在屠呦呦经历了第190次失败之后才出现的。此后，她又进行了药理和毒理研究，为确保用药安全她甚至以身试药。从1972-1978年，共治疗2099例疟疾，患者全部痊愈。在青蒿有效抗疟被临床证实的基础上，屠呦呦团队从中性部分进一步分离提纯青蒿有效单体，从而使“青蒿素”成为受到世人瞩目的新结构类型抗疟新药。1977年3月，她首次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科学通报》，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是人类防治疟疾史上的重要拐点，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植物中的药用化学物质的典范。2011年9月，屠呦呦荣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第一人。
（六）中国抗击SARS疫情中的典型故事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呼吸系统疾病。2003年春季肆虐全球，据官方统计，这场疫情全球共有8422例感染，夺去919人的生命。亚洲地区疫情严重，中国是重灾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调动全国医疗资源，领导全国人民，同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病灾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国家将SARS列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2003年2月，疫情在广东地区流行，疫情突然暴发，呼吸病专家钟南山教授临危受命，担任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他积极主动收治危重病人，密切关注病人状况，详细记录各项指标，制定医疗方案，成立了老中青呼吸病专家组成的攻关小组，配合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治小组查阅文献寻找理论基础。在一线救治过程中，他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总结出非典型肺炎的两大特征和四项有效的临床治疗经验，明确“要及时将危重非典型肺炎患者集中到专科医院”，大幅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降低了死亡率，使病人治疗的时间显著缩短。2003年4月，疫情向北京及全国蔓延。北京确定首批6家“非典”定点医院，并紧急筹建了北京市第一家专门治疗“非典”的临时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医院，全军各大单位抽调1200余名医护人员支援医院组建。经过群防群控、追踪寻访、严防死守、隔离控制、积极救治等一系列举措，2003年6月2日，北京“非典”疫情出现三个“零的突破”：当日新收治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转确诊病例、“非典”病例死亡人数均为零。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以钟南山等为代表的成千上万医护人员的杰出表现，为战胜“非典”疫情立下了不朽功勋，最终取得抗击“非典”攻坚战的胜利。
（七）中国找到重症甲型H1N1流感控制措施
2009年4月，甲型H1N1流感突然在全球范围内暴发，它是由从未在人体内发现过的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热性呼吸道新发传染病。2009年5月甲型H1N1流感进入我国。我国立即组织建立了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开展全国多学科通力协作的攻关研究。2009年，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侯云德教授课题组牵头完成“我国首次对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有效防控及集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成功遏制了甲型H1N1流感，率先实现了对大规模流行流感的有效干预和控制。2010年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首个世界卫生组织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成为全球流感防控的引路人之一，该研究成果也已成功扩展到对其他传染病的防控当中。2009年，浙江大学李兰娟教授担任我国防治甲型H1N1流感专家委员会临床诊治组组长，她结合疫情发展，对传染病管理、发热门诊设置、临床诊断、实验室检测、医疗救治、基层防控、检验检疫和舆论引导等核心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并参与原卫生部《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的编写和制定。目前，我国在甲型H1N1流感重症救治水平上位于国际前列。
（八）中国批准世界首个EV71灭活疫苗
肠道病毒71型（EV71）属小RNA病毒科肠道病毒属，是手足口病（HFMD）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重要病原体，常引起儿童手足口病、病毒性咽峡炎，重症患儿会出现心肌炎、肺水肿、脑炎等，甚至引起死亡。HFMD自1981年在中国出现后，2008年在中国大陆地区发生了一次大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道显示，此次流行中81.59%的重症病例及96.43%的死亡病例是由EV71引起的。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抗病毒 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因而，疫苗的研制成功成为预防和控制EV71传播的关键。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从2008年开始进行EV71灭活疫苗的研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将其纳入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予以支持。2015年，成功研制全球首个预防EV71病毒感染灭活疫苗，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EV71灭活疫苗产业化核心技术体系及制备工艺，并获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及药品注册生产批件。通过上万名受试儿童的临床试验显示，该疫苗安全性较好，对EV71引起的手足口病的保护率高达97.3%，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截至2016年6月，该疫苗已正式生产38个批次，在北京、广西、云南等地完成十万余名儿童的免疫。EV71疫苗的研制成功对有效降低我国儿童手足口病的发病率，保护我国儿童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九）中国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病毒是一种可以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埃博拉病毒列为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的第四级病毒，规定相关病毒研究及药物研发等必须在BSL-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中进行。2014年2月以来，埃博拉疫情肆虐西非。中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中国政府为非洲有关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了多轮援助，运输物资，派出专家、医护人员、精锐部队和维和官兵，建设先进的检测移动实验室、固定实验室和留观中心，帮助非洲国家恢复和健全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建设，积极考虑在非洲建立病原和热带病防治研究中心，举办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培训班等。2014年8月，中国发布埃博拉病毒出血热防控方案，给预防控制埃博拉病毒提供支撑。同时，中国也与各国开展合作，加快抗埃博拉疫苗及药物的研究。军事医学科学院贺福初教授、曹务春教授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高福教授研究团队对2014年9月至11月间的大量埃博拉病例样本进行了基因组测序，为埃博拉病毒疫苗和治疗方案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军事医学科学院陈薇教授的团队成功研制我国首个重组埃博拉病毒疫苗，近期获得新药注册申请批准。此前，全球只有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具有可供使用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中国政府郑重承诺，只要非洲还有疫情，中国援助就不会停止。
第二篇——与癌症斗争的故事
癌症是世界范围内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2015年，中国估计有4292000例癌症新发病例，2814000例癌症死亡。癌症已经成为我国老百姓死亡的首要原因和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我国的肺癌、胃癌、食管癌和肝癌在癌症死亡原因中排在世界前列。然而，人类对肿瘤的认识还停留在“冰山”一角，对很多肿瘤发生发展机制不了解，因而缺乏有效的诊治手段。随着对癌症研究的深入，在临床诊疗上“粗线条模式”的时代正在终结，逐渐过渡到精准诊疗模式。在人类长期的癌症防治过程中，中国医学科学家家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在肝癌、绒毛膜上皮癌、食管癌、鼻咽癌、血液系统等癌症的诊疗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提供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方案和指南。
（一）中国“小肝癌”治疗国际领先
肝癌是一种临床上恶性表型严重、进展快、死亡率高的肿瘤，也是我国高发的肿瘤，临床上一直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相对于大肝癌而言，小肝癌称为亚临床肝癌或早期肝癌，在临床上未出现明显肝癌症状和临床体征。复旦大学医学院汤钊猷教授是我国小肝癌研究的奠基人。他原本是血管外科医生，为响应国家号召，年近40岁的他放弃血管外科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投身肝癌研究，并于70年代初深入我国肝癌高发地江苏启东农村实地调查。他证实了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有可能查出早期小肝癌，为肝癌的早诊早治做出了贡献。他提出的“亚临床肝癌”概念和理论被国际权威称为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他最早提出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的全新方法治疗小肝癌，降低了手术风险，使小肝癌手术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到60%-70%。80年代，他开始研究对中晚期病人实施导向治疗、介入治疗和综合治疗，发明“缩小后切除”疗法，远期疗效达到60%以上。90年代起，汤钊猷教授重点研究肝癌的复发转移，取得了很多新技术和新成果。他在国际上率先建成裸鼠人肝癌高转移模型和高转移潜能人肝癌细胞系；之后，他又在国际上率先建成相同细胞遗传背景人肝癌高、低转移细胞系等。汤钊猷教授的研究成果为后续利用标志性基因预测肝癌转移等重要突破奠定坚实的基础，使我国肝癌的临床科研和诊治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二）中国肝 脏肿瘤外科独具特色
“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跟随恩师裘法祖教授学习。1960年，他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实现了我国肝 脏外科手术的突破。他制作了我国首个完整的肝 脏血管的铸型标本，发现了术后肝 脏的生化代谢规律，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进行了世界上第一列肝中叶癌瘤切除术，切除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同时，针对临床上多数肝癌发现时体积巨大不能切除的问题，提出了“二期手术”的概念和方案。创立了扁豆凝集素、醛缩酶、同功酶等先进的肝癌早诊方法，提出成体系的肝癌外科治疗概念和理论，并率先开展了小儿肝 脏外科研究。他的团队对肝癌的病因和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多个有临床转化意义的肝癌分子标志物，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几代肝 脏外科前辈工作基础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陈孝平教授在肝癌外科治疗和肝移植方面做出了较系统的创新性成果，他提出新的肝癌分类和大肝癌可安全切除的理论，建立控制肝切除出血技术3项和肝移植术1项。这些理论的宣传普及和技术的推广应用成效显著，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肝 脏外科领域的发展。
（三）中国取得绒癌治疗的突破进展
绒毛膜上皮癌（以下称绒癌）是妇科肿瘤中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种。它发展很快，一旦发生转移，绝大多数病人会在半年内死亡，曾被称作是最凶险的不治之症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起，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宋鸿钊教授团队对绒癌进行了研究，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使大部分病人得到有效治疗。他们研发出的大剂量化学疗法根治绒癌的方法，使该病从死亡率90%变为治愈率90%；首创单纯使用药物治疗而不切除原发灶子宫的方法，保留绒癌患者生育能力；研究绒癌肺和脑转移早期临床诊断方法和有效的治疗方案，使脑转移患者死亡率由100%降低至30%；提出绒癌临床分期方法，被国际上采纳作为统一临床分期法。从1959-1985年，共治疗了绒癌病人655例，恶性葡萄胎695例，在这几十年中，绒癌的治愈率由低于10%提高至80%以上，恶性葡萄胎的治愈率几乎达到100%，治愈的病人存活时间均大于十年。他创立的治疗方法已在国际范围内被推广和采纳。在前辈们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向阳教授带领团队对绒癌开展了深入研究，并探索出一套疗效显著的综合治疗方法，显著提高耐药及危重绒癌病人的治疗效果，完全缓解率达大于70%，治疗效果国际领先。
（四）中国白血病治疗登上世界舞台
白血病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血液系统肿瘤，死亡率较高，特别是对于儿童。中国白血病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多位优秀中国科学家对白血病的治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哈尔滨医科大学张亭栋教授是使用砒 霜治疗白血病的领路人。1979年首次明确三氧化 二砷是药剂中治疗白血病的有效成分，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患者的治疗效果最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血液学研究所王振义、陈竺和陈赛娟三位教授进行了深入且具开创性的研究，在白血病治疗领域获得突破。他们是世界上首个用临床试验证明白血病细胞可被“改造”成接近正常细胞的团队。1994年，发现砷剂和维甲酸具有相似的治病机理，提出两药共用的设想。之后的临床试验表明两种药具有明显的协同作用，治疗效果显著，获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可。2014年，美国将这种联合用药方法作为APL临床治疗上的首选。三氧化 二砷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机制以及临床应用的适应症和优化的用药方案，把难治性疾病M3型白血病变成一个可治愈的疾病，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陆道培教授根治白血病建战功，首次证明了纯化的四硫化四砷可以使某些急性白血病长期缓解。他不仅推动了药物治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还在临床上首先应用细胞因子激活的杀伤性免疫细胞治疗白血病，并取得初步成功。黄晓军教授研究团队致力于造血干细胞移植基础和临床应用。2000年，成功移植世界首例基于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加ATG 的 “非去T单倍型”，之后进一步完善单倍型技术，形成系统性治疗白血病的“北京方案”。黄晓军团队发展并完善了国际原创的单倍体移植体系，实现了抗白血病效应和移植物抗宿主作用分离，提高了患者生存率。他还证实口服砷剂可替代静脉砷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证实非高危APL患者口服砷剂联合维甲酸即可实现长期生存，首次实现了不通过输液和化疗治愈白血病可行方法。
（五）中国食管癌防治成效显著
中国是食管癌发病大国，全球每年死于食管癌约30万人，中国占半数以上。我国食管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第4位，仅次于肺癌、胃癌和肝癌。中国的食管癌发病呈特殊地理分布发病模式，河南安阳市林县等地区高发。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派出专家医疗队，以林县为试点，逐步扩大至华北三省一市，开展食管癌死亡相关调查，开启了我国癌症死因调查工作的新篇章。从1959年起林县逐步建立了县、社（乡）、队（村）三级防治体系，并开展了食管癌发病、死亡登记报告工作，这是我国建立的首个农村恶性肿瘤登记报告体系。并创建了“政府主导，专家引路，群众参与”的防癌模式，推动了当地肿瘤防治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食管癌早诊早治技术方面，20世纪60年代，食管癌脱落细胞采取器（拉网）首次在林县食管癌高发现场使用，开创了食管癌早期诊断的新方法。20世纪70年代初，林县已正式为食管癌患者进行外科手术、腔内放射和体外放射等临床治疗措施。80年代以来，食管内镜下碘染色及指示性活检早诊早治技术在林县现场研究、发展并逐渐在大范围人群中推广应用。近年来，内镜下黏膜切除等早期食管癌微创治疗技术也在林县迅速铺开。在食管癌流行病学和病因学调查研究方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陆士新教授在食管癌亚硝胺病因学研究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吴旻教授长期结合食管癌高发现场的遗传家系研究，深入阐述了食管癌的遗传特征、遗传变异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在食管鳞癌基因组学研究方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詹启敏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赫捷教授和王明荣教授的团队阐明了中国人食管鳞癌中最重要的突变基因与信号通路，发现了多个与患者的发病或预后显著相关的突变基因，具有潜在的诊断、分型和治疗应用价值。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林东昕教授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一批食管癌等肿瘤的易感基因。多年来，通过预防控制高发区主要危险因素及食管癌筛查技术的有效应用，我国食管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
（六）中国“广东癌”研究连获进展
鼻咽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程度较高的头颈部肿瘤，广东省发病率位于全国之首。鼻咽癌发病部位十分隐蔽，待临床症状出现时往往已到局部区域的晚期。鼻咽癌研究先驱南方医科大学姚开泰教授研究鼻咽癌数十载，实现了鼻咽癌研究从动物实验到含EB病毒的真正人体鼻咽癌细胞上的转变。在鼻咽癌的流行病学调查、动物模型、细胞模型、基因分子生物学研究及其生物信息学等多方面获得了丰硕成果。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曾益新教授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研究鼻咽癌的发病机理，2005年完成首株鼻咽癌来源的EB病毒全序列分析，2015年研制出世界上首个鼻咽癌风险预警芯片，并投入临床使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研究团队主导的开放式、多中心的3期鼻咽癌临床研究，填补了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治疗领域一直缺乏高水平研究支持的空白。他们通过提高远处转移的预测及诊断效能，建立全新的鼻咽癌个体化预测模型，确立鼻咽癌患者的综合治疗模式等措施。截至2015年初，该项目有6项研究结果被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的临床治疗指南采用，8项研究结果写入美国权威教科书。数十年的时间里，我国鼻咽癌的研究发展迅速，5年生存率从原来的60%提高到现在的80%以上。
近年来，中国医学科学家们对肿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不断深入，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肿瘤发病的机制，在肿瘤诊断、预防和治疗等方面取得瞩目的成就：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王红阳教授在肝癌信号网络调控、新分子标志物鉴定及转化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研发了我国首个具有完全自主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在转录组和蛋白质组水平确定了与肝癌发生和进展相关的功能性基因，研究水平位于国际前沿。
北京协和医院赵玉沛教授在胰 腺癌诊疗做出杰出贡献，通过完善手术适应证、规范手术切除范围和强化围手术期处理，明显降低胰 腺癌切除手术死亡率及胰瘘发生率。他的团队对胰 腺肿瘤的发病机制和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突出成果。
解放军海军医学院孙颖浩教授在大规模人群和全基因组水平对中国人前列腺癌易感基因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群特异易感基因位点，揭示前列腺癌种族差异的遗传学基础。他建立了前列腺癌多层次早期诊断体系，研究工作位于国际前沿。
解放军空军医学院樊代明教授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季加孚教授围绕胃癌病因预防、早期诊治、综合治疗及转化应用研究，创建了国际领先的一体化胃癌综合防治体系，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极大地推动了胃癌防治的进步。
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洁教授和上海肺科医院周彩存教授积极开展肿瘤个性化治疗、在靶向治疗晚期肺癌上取得巨大成绩，他们的成果成为亚太地区的肺癌诊疗的标准、规范和指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兵河教授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在开展乳腺癌个体化和靶向治疗研究，针对我国国情，提出治疗晚期难治性乳腺癌的有效方案，主持全球肿瘤新药临床研究，填补了多项领域空白，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郭军教授开展了黑色素瘤治疗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开创了国际领先的黑色素瘤新疗法，创建了黑色素瘤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的国内外合作平台。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程涛教授开展白血病干细胞生物学的研究，从细胞周期调控角度，揭示了成体干细胞静息状态、效能、自我更新、分化、衰老、恶性转化以及重编程的分子基础，研究工作位于本领域国际前列。
……
像这样与癌症斗争的中国故事还有很多，不可枚举。随着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生物信息和大数据、各种先进检测手段的进步，以及肿瘤药物创新和诊疗技术的发展，中国医学科学家将在肿瘤领域取得更多国际领先的成就，展示更多的中国故事。
第三篇 与心脑血管疾病斗争的故事
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威胁中国人民健康最常见的疾病，其发病趋势呈现逐年攀升和趋于年轻化的特点。《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7》的数据显示，心血管病死亡占我国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40%以上，高于肿瘤和其他疾病。目前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及死亡率仍处于上升阶段。脑血管病也以其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及逐年递增的防治费用，成为危害公众健康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我国心脑血管疾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要降低心脑血管病死亡率和致残率，普及防控知识和发展心脑血管相关诊疗技术显得尤为重要。多年来，中国心脑血管专家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和进展。
（一）中国心脏外科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
心脏外科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又是上个世纪发展最快、最受关注的学科。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体外循环和心肌保护技术的改进和完善，心脏外科逐渐在全球普及。在老一辈医学科学家们的辛勤工作和不断创造下，中国心脏外科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1944年，时任重庆中央医院外科主任的吴英恺教授实施了中国首例动脉导管未闭的结扎手术，标志着中国心脏外科正式开端。吴英恺教授一生主持创办了重庆中央医院、天津中央医院、解放军胸科医院（现为309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心肺血管医疗研究中心（现为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和安贞医院等在国内外心脏病学科有重要影响的医疗单位，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心脏病学专家和医学人才。20世纪70年代，他开创性地组织开展了我国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和人群防治工作，并与美国Peter教授共同主编出版了第一部由中国人担任主编的英文版大型论著《国际心胸外科实践》，为我国的胸心外科和心血管流行病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际医学界享有盛名。
面对疑难复杂的心脏疾病，中国心血管外科专家在心脏瓣膜置换、冠心病诊疗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等领域不断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1958年，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苏鸿熙教授主持并成功完成的国内首例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写下了我国心脏外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页；刘维永教授率先研制成功带瓣管道并用于治疗，较早开展二尖瓣成形术、冠脉搭桥加心瓣膜置换、室壁瘤切除以及主动脉弓置换术等，推动了我国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治疗的发展。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朱晓东教授致力于心脏外科技术在国内的普及推广与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尤其是生物心脏瓣膜的研制与推广应用。他1976年首先在国内研制出牛心包生物人工心脏瓣膜并成功用于临床并推广；1985年在国内率先施行主动脉无缝线金属环吻合术；1989年对先天性主动脉弓中断畸形(A型)创用新法一次性矫治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刘迎龙教授在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尤其是在人工心脏瓣膜及小儿重症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和研究上成绩卓著。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胡盛寿教授拓展了我国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领域，进行了国际上首个冠状动脉搭桥联合细胞移植治疗陈旧心肌梗死合并心功能不全的随机双盲研究，其研究成果被列入美国ACCF/AHA心衰治疗指南；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并体心脏移植，制定的抗免疫排异方案使我国心脏移植患者五年存活率高于国际先进水平。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清玉教授在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心脏瓣膜病等领域有突出建树和创新成果，特别是疑难复杂先心病的手术疗效达世界领先水平。他在国际上首创了四种手术新术式治疗复杂心脏畸形，效果明显优于传统手术方法；解决了法洛四联症和冠心病外科治疗上的关键技术问题，达国际先进水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孙立忠教授在疑难复杂的心脏病手术、主动脉瘤及主动脉夹层的外科治疗等方面成绩突出。他创立的“孙氏手术（象鼻 人工血管支架）”享誉海外，简化了主动脉弓部的手术方式，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得到国际认可，目前已经在国内大多数中心及其他国家推广应用。他带领的团队使主动脉夹层的治疗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成为国内心脏外科界的翘楚。
（二）中国心血管内科和冠心病介入
诊疗技术国际领先
随着科技进步以及新材料的研制，心血管内科的诊疗技术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陈在嘉教授早于西方率先提出冠状动脉血栓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成因而非后果的认识。1985年，她与放射科协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内溶栓治疗。她在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等疾病的预防、诊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是我国冠心病研究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在冠心病介入治疗方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高润霖教授是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先驱者之一，他在国内率先开展急性心肌梗死及并发心原性休克的急诊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使病死率明显降低，达国际先进水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教授长期从事冠心病介入领域的工作，尤其对心肌桥、冠状动脉综合征方面的研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创造了多个心脏病诊治上的“全国首例”和“上海第一”，对“心肌桥”有突破性发现。全军心血管病研究所韩雅玲教授率先开展了直接支架置入技术并推广，原创多导丝板块挤压技术，率先研发国产涂层可降解药物洗脱支架，她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认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杨跃进教授在国内率先进行了超声心动图定量评价心功能技术、急性心肌梗死心室重构防治和心功能保护等研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教授在心血管疑难、重症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娴熟的技能，在冠脉介入治疗及术后再狭窄的形成机制上有深入研究。南京市第一医院陈绍良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急性主动脉夹层分离的急诊介入修复的研究，在分叉病变方面的研究具有独创性。
在心血管病内科诊疗工作方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陈灏珠教授是中国心血管病有创性检查和治疗的奠基人之一，他率先作冠状动脉造影和腔内超声检查；率先用电起搏和电复律治疗快速心律失常，达国际先进水平；率先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在心电图学、心导管学的应用和发展方面，北京协和医院黄宛教授、方圻教授做出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工作。
在心律失常的临床诊治方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陶寿淇教授在对心律失常的起因、临床特点和治疗等方面有独创的见解。北京协和医院吴宁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胡大一教授等在国内率先在我国开展射频消融根治快速心律失常的技术，并开展射频消融治疗的临床工作，取得较好的疗效，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中国医学科学院张澍教授和姚焰教授在心律失常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方面均居国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率先推行“全三维电生理模式”。张澍教授代表亚太心律学会参加制订了首个ICD程控及测试优化专家共识。姚焰教授在国际上首创对Brugada综合症室颤进行根治性消融治疗，首创血管迷走晕厥的去迷走化疗法。
在高血压防治和研究领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刘力生教授团队颇有建树，她于1962年与黄宛教授首先在国际上提出“缩窄性大动脉炎”的概念，大大提高了肾血管性高血压的临床诊治水平。1969年，刘力生教授首先在国内开展高血压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她的“首钢防治经验”为高血压流行病研究和健康管理提供了范例，她牵头的多项临床试验结果被国内外高血压和相关指南所引用，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心血管病临床试验中的地位。
在心脏超声方面，山东大学张运教授在国际上首先建立了多普勒超声定量诊断瓣膜性和先天性心脏病的系列新方法，与国际同步开展了多平面经食管超声心动图诊断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的力学模型和多种动物模型。
（三）中国心血管疾病预防与流行病学研究
登上国际舞台
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多共同的危险因素，但大多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利用遗传易感风险因子和环境危险因素预测评估个体的心脑血管风险，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和危险分层，大大提升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的防控水平。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吴兆苏教授一直致力于人群心血管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参与多省市心血管病队列前瞻研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惠汝太教授率先开展心血管分子遗传学研究相关工作，创建了心血管基因组医学专业，探索心脑血管病遗传危险因素，先后找到4个新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危险因素，并发现与疾病的基因相关性。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顾东风教授长期从事心血管流行病学与遗传流行病学，组织大规模前瞻随访和心血管病人群防治，多中心开展我国高血压和冠心病遗传资源收集利用和易感基因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成果，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世界心脏病学权威教科书及世界卫生组织专著等广泛引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胡大一教授多次组织牵头或参与国际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在冠心病介入治疗和心血管疾病预防医学的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中国发挥传统医学特色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
建国以来，我国在中西医并重、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和促进中西医结合等一系列医疗卫生方针政策的指引下， 中医药事业得到较快发展，中医药的疗效和价值为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公认。中西医医疗研究人员经过长期密切合作和艰苦努力，在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以岭教授首次形成系统中医络病理论，创建指导血管病变防治的新理论学说，开辟了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新学术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他把通络药物吸收进西医指南和专家共识用药中，积极进行跨国学术研究和国际注册同步，让中医药研究真正“走出去”，在国内外医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中国中医科学院陈可冀教授对高血压病的中医辨证分型论治作了规律性总结，指出了中医药调节平衡缓解症状的优越性，可以补西药单纯降压之不足。他总结了中医治疗冠心病的“辨证论治”、“活血化瘀”、“芳香温通”、“宣痹通阳”、“补肾助阳”及“含黄酮类中药的应用”等途径，在冠心病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上成果突出。中国中医科学院张伯礼教授主要从事心脑血管病研究，临床疗效突出。首次明确了中风病中医证候和先兆症动态特征及变化规律，开展了中风病急性期常用治疗方案比较研究，建立了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综合治疗方案，并被推广应用。
（五）中国脑血管病临床研究跻身国际前列
脑血管疾病是多种原因所致的一个或多个脑血管的病变引起的短暂或永久性脑功能障碍。临床上快速、准确诊断、有针对性地精确治疗和预防措施，对脑血管疾病诊断和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脑血管疾病专家在脑血管病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王拥军教授是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他领衔脑血管病知名专家团队，使我国脑血管病临床研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广泛认可，多次被写入国际指南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凌锋教授在国内率先全面开展手术和介入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建立了一支综合团队。她将手术和介入手段综合应用在脑与脊髓血管病的治疗上，尤其在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的诊断治疗领域做出了系统性、创造性贡献，在国际上同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征途漫漫，任重道远。老一辈心脑血管病专家勇于拼搏、攻坚克难，年青一代心脑血管病专家砥砺奋进、勇往直前。当前，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医学生物技术发展的新时代，生命科学发展将更加迅速。中国心脑血管疾病专家将面临国际心脑血管病研究与防治水平迅速提高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必须直面挑战， 把握机遇， 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提供更优质的防治与诊疗服务，提高我国心脑血管病的研究和防治水平， 降低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为实现健康中国及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