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网5月23日讯 “5·20”不仅仅是恋人们表达爱意的日子，对医药行业来说，这一天具有特殊的意义。
1747年5月20日，苏格兰海军军医JamesLind进行了坏血病临床试验，开创了临床试验的先河。欧洲临床研究基础网络等国际组织也曾提议将每年的5月20日定为国际临床试验日。
临床试验对验证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有重要意义，也是药物研发中耗资最多、风险最大的环节之一。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试验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企业往往会选择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近年来，中国研究者和机构的身影更频繁地出现在其中。
“临床试验国际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临床试验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宁说。中国药监部门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中国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CRO）快速成长，中国药物临床试验国际化步伐加速。
变化悄然发生
2015年7月22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掀起了一场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临床试验数据核查。
现在回头看，这场行动重塑了中国药物研发的环境。李宁曾在多个国际场合听到，外企有关人员以“革命性”这样的词来形容这一改变。“‘7·22’大核查以后，中国的新药研发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政策法规层面的变革更趋于向国际化标准迈进，很受研发者欢迎。”他说。
尤其在中国药监部门加入ICH后，药物临床试验启动申请默认制等改革优化了药品审评审批程序，使研发项目进入临床试验环节得到加速。同时，监管部门严格的数据核查和不断充实的技术审评力量，则让“宽进”的项目“严出”，真正催生临床需要的可信产品。正如李宁所说，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创新药的研发，提升了中国临床试验的质量。
北京科林利康医学研究有限公司办事处之一，科林利康（苏州）医学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纯博士曾在多家跨国药企从事药物研发工作，近年回国后，他进入科林利康这家专注于临床阶段的CRO，担任首席医学官一职。在与众多企业接触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中国本土企业质量意识的提升。“国家对临床试验的监管更加严格，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临床试验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对CRO的专业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徐纯说。
对这一改变，CRO乐见其成。北京科林利康医学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官刘川博士告诉记者，临床试验的核心是质量，围绕质量的三要素是任务范畴、时间成本和资源成本。以往本土企业在寻求CRO合作的过程中，往往希望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成本完成更多的工作，但这三个要素不可能同时达到最大化。
“企业以往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刘川直言，如果CRO要对身为甲方的医药企业无限退让，代价就是在项目管理和执行质量上“打折”，这对药物研发和患者是不负责任的。而如今随着中国药品监管从结果监管转向过程监管，企业终于意识到，改变质量意识是必行之路。
国际化脚步不止
“我们接触的本土企业中，无论是从海外回来的创业者或国内原有药企，都在积极进行新药研发，仿制药企也谋求创新转型，新药研发的数量比以前大大增加。”徐纯说。
据科林利康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过去一年里，企业主营业务量和员工人数均翻了一番，科林利康正服务于众多国内外企业的新药研发，支持抗肿瘤、免疫治疗、心血管疾病、神经性病变、糖尿病、乙肝等多治疗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
科林利康承接的项目中，有不少是新靶点和新治疗理念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刘川观察到，在海外开展临床试验时，以往中国企业多局限在澳大利亚，而如今大部分企业开始选择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早期临床试验。他认为，这一转变显示了中国药企“走出去”的雄心。
在李宁看来，对于药物研发，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临床试验尤为必要。以肿瘤为例，他解释道，肿瘤的影响因素包括环境易感因素和人种因素，这造成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人种所患的肿瘤分型存在差异，比如EGFR突变导致的肺癌在欧美人群中较少，在亚洲人群中较多，这些疾病数据和治疗药物作用数据的获得，均需要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国际化不能粗暴地理解为在国外做试验，或是将国际项目转移到中国，其本质是观念的改变和行为的规范。”徐纯认为，临床试验国际化要求药企和CRO在项目管理系统和操作运营上真正符合ICH原则，要有医学背景和临床试验经验的人员指导项目，要适时建立相应的质量制度和培训机制。
中国药监部门加入ICH后，国内外企业同台竞技鼓点擂响。“中国企业要认识到，ICH标准化不只是监管部门的事情，还是制药人自己的事情，监管部门搭了台，企业如果唱不好戏，就没有人为企业‘买票’，也无法能有资质与国际同行同台竞技。”刘川指出，在国际化平台上竞争，中国企业必须遵循ICH要求，并加速转型，“是向全新创新药攻关？还是做精仿创新药？中国企业要在二者之间做出权衡和选择。”
毋庸置疑的是，熟悉ICH原则、管理水平高、经验丰富的CRO将成为稀缺资源。新的临床试验机构大量涌现，企业要高效地筛选出适合自己的临床试验机构，监督后者高质量完成研究项目，需要CRO的辅助。
“CRO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优质的CRO不仅能为药企节省时间和资源，也能作为桥梁，顺畅药品审评中心工作人员和企业的沟通。”刘川补充道。
提供多一个选择
来自北京的李大姐罹患肺癌。因为病得厉害，家庭经济困难，去年她选择成为受试者，并成功入组某项临床试验。
“我对临床试验很支持，我太受益了！参与临床试验后，我的病情好转，真的太好了！”李大姐的话语中有掩不住的激动。
陈莹是科睿克（北京）临床医学研究有限公司的一名临床协调员（CRC），负责李大姐所在项目的多位受试者的随访工作。在CRC的岗位做了三年，她发现受试者们对临床试验的态度不再像过去那么抵触。
“以往有人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件坏事，这个认知是非常错误的。”李宁表示，参加临床试验，鼓励新药试验，对更广大患者的疾病治疗是有利的，对受试者本身也“起码不是坏事”。
“如果患者参与对照组接受标准治疗，对疾病的维持是有利的；如果参与试验组用了新药，患者固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一个新药能进展到临床试验阶段，要经过厂家、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层层把关，患者的安全性是有一定保障的。”李宁补充道，临床试验主要研究者（PI）多为医生，一般情况下，医生预判在研新药的效果不会差于目前的标准治疗方案后，才会承接相关的临床试验项目，所以试验组的患者其实有潜在获益的可能。
入组临床试验为患者治疗提供了另一种疾病治疗的选择，而CRO则为临床试验申办方进行药物开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CRO的参与有利于孵化创新企业。”李宁说，一些创新企业有创新灵感和研究技术，但受限于企业规模，如果要运行一个庞大的临床试验，企业客观上面临挑战，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将项目外包给专业的CRO，企业可以减轻很多负担。
正因为药企观念的改变和临床试验数量的激增，近几年我国CRO数量快速增长。刘川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各类CRO数量在400家左右，其中有深耕者，也有浑水摸鱼者，在中国药监环境趋严，高标准严要求下，众多CRO面临挑战，中国CRO行业也势必经历大浪淘沙。
我国CRO行业不过20余年发展历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尚不成熟。在李宁看来，新生行业遇到高标准环境，并不是坏事。“直接以高标准来要求‘新人’，有利于行业水平的提高。”李宁说，令人欣喜的是，中国CRO行业的交流氛围很好，“企业相互交流、相互促进，更有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