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笋片生产厂家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显示：
15.5元：一瓶芦笋片的出厂价格
30-40元：转经销商手里后的批发价
185.22元：到医院后价格飙升
213元：医院加成后患者付费价格
一种药到患者的手中并不复杂，大概经过：生产、出厂、批药号、批价格、价格备案、进医保、招标、进医院、进科室、患者。
在这幅“药品生产到患者使用”的曲线图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另一条暴利链条，对于求医的患者来说就是一份沉甸甸的医疗清单。
就在两会期间和之前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两会代表们多次提到“以药补医” 的问题。卫生部也明确，“十二五”期间必须全面取消以药补医；今年300个县将革除“以药补医”的制度弊端。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保障公立医院正常运行与发展，国家实施了“以药补医”的政策。这一条医界循行了数十年的“规则”，在短时间内就要被打破？
而目前的一个事实是，药品部分的收入，在医院的收入中占绝大部分的比例。取消“以药补医”就等同于切断医院的主要经济源命脉。谁来保证医院的发展、运转？所牵涉到的医院人头工资及其他一切费用又由谁来埋单？
当然，“以药补医”弊病盛行，并不是区域之内的现象。其实2010年，昆明就试点取消以药补医制度。两年了，昆明又有什么变化？记者作了调查。
医药清单谁来解释？
2012年3月7日下午，昆明市一家市属医院，血液肿瘤科。
患者赵昌阳，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床尾，对坐着的是她的母亲。当记者和他们打招呼时，赵昌阳侧转过头来。良久，“我现在能说话。”他回应记者。
2012年2月24日晚，他被急送到医院，当时整个人是处于昏迷状态。经初步确诊，他患的是急性胰腺炎。至记者采访当日，赵昌阳仍不能吃饭、喝水，只能靠输液维持营养和打一些昂贵的针水维持平稳体征。住院以来，赵昌阳每天花费的医药费用是1000多元，针水药方面的费用，基本上占了全部开支。
赵昌阳母亲说，自儿子住进医院，已经花费了2万多元，都是用在一些昂贵的针水药费用上。赵昌阳等待着治愈，但面对每天高昂的药品费用，他们在发愁。对每天花费的医药费，他们无从提出质疑，只表示治个病花费太贵了。
而记者从一家省级医院获得的两份患者医疗清单，在对比医药费与其它方面的费用，不难发现，其医药费用占其总费用一半以上。
从患者当次的看病费用来看，陈小桂（化名）住进云南某医院，7天时间内，他共花费7685.23元，其中包括床位费76元、护理费239元、化验费668元、检查费280元、输氧费96元、诊查费10元、治疗费444.05元和药品费5872.18元。其中，药品费用是其他费用的323.9%。药品费用，占患者当次医疗费用的比例为76.4%。
朱女士也在上述医院看病，3天时间内，她共花费24085.34元。各项费用为：床位费228元、放射费950元、护理费819元、化验费4447元、检查费2190.10元、输氧费340元、手术费200元、诊查费50元、治疗费1728.52元和医药费13132.72元。其中，药品费是其他费用的119.9%，占当次医疗费用的比例为54.5%。
上述两份医药清单，患者和外行人很少有人能看出其中药物使用的不合理性。而该院方一人士告诉记者，两份医药清单上都存在部分药品滥用的情况，其称从前面一个患者的病情看，其中“脑苷肌肽、转化糖、左卡尼汀”有滥用之嫌；后一患者使用的“依达拉奉、谷胱甘肽”等药物也可能多用了。记者注意到，这几种药价格都较高。总额达到2439.42元，占医药费的19%。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昆明部分医院滥用药品的情况仍然比较常见。他表示，因为部分医院医生的收入与药品、诊疗等方面的费用有关系，医生在对患者用药和进行检查时，都存在滥开药品和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最终都会导致患者医疗费用的多花费。
其实医院高开药品价、开高价药品的现象并不少见。2012年2月6日，一昆明市民在接到医生开具的480元的纱布后，并对其价格产生质疑。而早在2010年，沈阳市一市民因伤住院，在出院结算时，看到清单上标明一块纱布的价格高达703.50元。在联系生产厂家后发现，纱布的出厂价仅为18元，从厂家到医院，纱布翻价39倍。
药品提成处方药占大头
2006年，为规范药品价格，国家多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其规定，县级以上医疗机构销售药品，要严格执行以实际购进价为基础，顺加不超过15%的规定。而这一规定并未让药价得到有效控制。
今年1月份，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陈竺表示，目前，药品收入仍然是补偿的重要渠道，但“以药补医”推动了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造成了药品滥用，扭曲了医务人员行为；按项目收费和以药补医，也是医生开具大处方、滥检查问题的根源。“十二五”期间将全面革除“以药补医”的弊端。
但对于“以药补医”的弊病，2009年，国家提出新的医改方案，并强调医药分开；2010年，由卫生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出台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改变医疗机构过度依赖药品销售收入维持运转的局面，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医院的盈利模式将由“卖药”向“服务+补贴”转移。
不过，这之后，药品部分的收入，仍然是医疗机构的主要收入渠道。就取消“以药补医”这一话题，记者与昆明市一家公立医院人士电话交流时，他表示，“这个时候谈这个话题很敏感”，“但如果取消以药补医，对医院的收入影响很大。”
而一家省属医院的人士则表示，在医院里医生工资收入的高低，与开具的药品直接相关。她介绍说，医生的收入一般由底工资、开药提成、科室效益奖金及部分额外补贴组成，而护士的工资则是由底工资、科室效益奖金构成。
该人士说，医生可以从所开具的部分药品中，按一定比例提成。“如果别的医院没有的药，本医院在用，则提成相对会更高。”“而产科的一些药品均比外面药店销售的价格要高很多。”
记者采访云南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王维生时，他也表示，医生开药提成是客观存在的。
处方药占大头，但在基本药物（零差率售卖）这块就不存在，只有非基本药物方面，才有利润空间。而医院开处方，拿回扣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也是在医疗机构内普遍存在的潜规则。
“以药补医”是患者埋单
“以药补医实际上就是以患者养医。”记者采访时，云南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王维生这么说。
他表示，现在来谈取消“以药补医”的问题，应从根本上去看，而不是回避问题，把以药补医的问题归罪于药品价高。“根本原因是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远远不到位，医院要运转和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药品收入。这样医院就变成了一个创收机构，没有公益性。”
王维生说，取消以药补医，要解决医院这部分收入缺口，还是靠政府的投入，否则，还是老百姓养医。“药品方面的收入没了，其他医疗方面的收费就会增加，患者花费的医疗费用，也不会减少一分。”
他直言不讳道，“现在为什么要压药价？因为现在政府药品买单的比例大，也要考虑到自己的财政支付能力，当然药降价了。”就云南而言，他说现在完全取消“以药补医”的制度，政府在投入上，不可能保证到位，也无法满足云南医疗卫生的发展。
而记者了解到，2010年昆明被纳入试点：逐步取消以药补医制度。同年，据云南财政厅公开的决算报告显示，为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取消以药补医，云南投入的资金为2.7亿元。此前几年公开的医疗费用支出中，并无这一项。
日前，记者从昆明部分公立医院了解到的一个现状是，药品部分的收入，仍旧占医院收入的大部分比例。就这一现状，王维生也透露说，在2009年医改以前，医院药品部分的收入占到50%以上，但现在不到50%。
几位医界人士也向记者证实，自（昆明）试点以来，在药品售价上并无多大变化。几位受访的市民均称，如果没什么大病，一般不会到医院看病取药。
此次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表示，取消以药补医，医院收入下降了30%至40%，理论上国家需要有补助。西方国家对医药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美国最高达到16%，发展中国家一般是6%-8%，中国大概是4.8%，缺口比较大。“解决公立医院‘以药补医’问题,除非国家下大决心。”
■迷局
为什么价格越高的药品越好卖？
王维生说，按理说越便宜的、质量好的东西越好卖，但是药品则相反，价高的药品更好卖。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药品的利益空间大，能满足厂商、各级代理商、医保部门、物价部门、药品招标采购部门、医院的利益，且他们均系于同一利益链条上，而最后埋单的也是患者。
“如果药品价格低了，经销商没了利润或利润低了，没人愿意去卖你的药，而医院也没有利益可取，医生在处方上就不开你的药。同时药物的使用也不是由患者决定，而是由医生开的处方决定的。”
王维生说，全国有4700多家药厂，70%的是生产基本药物，但虚高的药品主要是西药、独家生产的药，医生的处方药主要是在这部分上“动刀”。
另一方面是，之前国家出台的“药品加成”政策（医院销售的部分药品，可以以实际进购价的15%加价出售），也进一步影响了药价贵的问题。（云南网 黄世杨/张凝馨/普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