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重庆、天津等多地出台了有关处方外流的政策文件。例如，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零售药店试行凭电子处方销售处方药的通知》指出，零售药店根据自身药品经营需要，可以凭纸质处方销售处方药，也可以依托信息化条件试行凭电子处方销售处方药。
根据商务部6月22日发布的《2017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十三五”期间，医保控费、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药占比限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新医改政策陆续实施，间接推动了医疗机构处方外配进程；部分区域积极探索医院处方信息、医保结算信息和药店零售信息共享，开展了门诊特病、慢病定点药店医保结算试点，直接推动患者向零售药店流动。
“在此背景下，处方外流预计一年可达3000-5000亿市场规模。”成都新医势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泉源堂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总顾问夏军告诉健康界。
处方外流多方受利
“在美国，医院不需要像门诊这样的药房，第一患者可以在药房直接购药或者药房送货到家，第二是有商业保险，指定哪些药房配送药。我国也是这种趋势，比如门诊的处方外流，由社会来对接，患者拿到处方后可以自己选择药店或者电商进行购买和配送，促使医院药占比下降。”夏军认为，处方外流是医药分开落地的有效途径。
和他持同样观点的是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秘书长、易复诊总经理马光磊，“目前新医改的核心是‘互联网+’，包括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药，在后者的改革中需要完成医药分开，而处方外流可以满足百姓对便利购药的需求。”
那么，处方外流在便民方面有哪些体现？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黄云旗在此前“梧州模式”成果展上向健康界表示，“首先，拿慢病病人来说，他们行动不方便，每次到医院开药，开了药以后再去拿药，患者为了拿日常要吃的药，每个月要跑两三趟医院，而处方外流后，他可以自由选择药房，省时又省力。其次，大医院人满为患，我们之前统计过，病人在医院等候取药的时间大概需要20-30分钟，排队浪费很多时间，现在患者可以到平台药店去拿药，也可以在医院里拿药，明显地缓解了医院排队等候取药的状况，也让门诊病人的人流量明显减少。”黄云旗补充道，之前大家都在排队而且等候时间长，容易产生摩擦，处方外流后发生的医疗纠纷也减少了，医院门诊更井然有序。
对于医院而言，黄云旗说：“我国目前实行药品零差价以后，医院对于药品的管理越来越严格，进而药占比降低了。”对此，夏军也表示赞同，“药品零加成，卫生系统对医院药占比、药品增量控制很严，这是对院长的考核，因此院长也愿意把门诊药房引流到社会。”
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药品市场规模将增至1.76万亿元，受政策因素影响，处方外流的市场规模将突破1300亿元。华创证券的研报认为，如处方院外销售额占处方销售总额的45%，院外处方将新增3000亿元，这一增量将主要由零售药店、第三方终端等承接。
“零售药店尤其是连锁零售药店是处方外流的最大获益者。”夏军解释道，零售药店拥有非常好的业务基础，能够有序承接患者对药品和药事服务的需求；其次是国内零售药店覆盖率较高，可顺势成为居民购药的首选；其三是在信息化工具、处方流转平台等助力下，零售药店的竞争力正得以增强，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多样化、精准的医药和健康管理服务。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20个省市明确表态支持医疗机构门诊药房剥离，包括：海南、天津、新疆、山西、宁夏、辽宁、江西、陕西、黑龙江、福建、重庆、内蒙古、云南、西藏、安徽、江苏、湖北等。尽管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任务时间表，但全国超半数省份的明确支持，表明门诊药房剥离已经大势所趋，而一旦改革范本出现，则有望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复制。
另一方面，从公立医院医药分开改革伊始，药房托管便开始在全国半数以上医院或明或暗地推广，而政府的初始态度亦是不支持、不反对。但药房托管有背于医药分开的初衷，它只是使医药间的“灰色区域”发生物理转移，并不能从根本意义上解决国内“以药养医”的现状。
药房托管这个“医药分开”的产物一直颇受争议，近年来，随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各地开始纷纷叫停药房托管，这对剥离之后处方流转怎么走，提出新的考验。
探索合规模式
“大势所趋之下，便民是主要利好，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度的引导和规范，来保证它的有效运行。”夏军如是说。
数千亿的处方院外化市场快速生长，药企、药店、流通企业、互联网公司纷纷把眼光聚焦在这个市场，然而受限于技术、运营门槛，以及以利益为导向带来的无序竞争，未来处方外流市场的发展或将呈现区间震荡，但终究会走向合法合规、合情合理。
马光磊认为，处方外流的市场将留给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促进处方外流规范化发展的企业。“在过去的医药分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现象，如纸质处方外传，患者拿着医生的处方去找药；医院指定特定药房取药以及远程开方。处方外流市场增长的核心原因来自于政策推动合理的医药分开，并规定了处方究竟如何外流。整个处方外流市场正处在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化生长的过程。”
在迎接处方外流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尝试，常见模式包括“医院-药店”模式、医院药房托管模式、“医院-社保”模式、“患者-社保-药店”模式和“医生-药店”模式，这五种模式都存在或轻或重的弊端。
其中，“医院-药店”模式因指定购药地点剥夺了患者选择权，且开方数据不可记录和管理；医院药房托管模式容易变成变相的二次议价，利益输送商业托管后利益不足，难以维系；“医院-社保”模式未能链接药店消费信息，不利于患者选店和监控报销执行情况；“患者-社保-药店”模式用“三定”来核验处方真实性、效率不高，适用范围较小；“医生-药店”模式则非面诊非复诊的远程开方存在很大危险，用药合理性难以监管。
院外处方流转平台是近年兴起的一种新模式，即第三方公司搭建平台，为医疗机构和药店提供信息化、患者管理、数据管理等服务，有望成为处方外流突破口。
“处方信息是三医联动的切入口。”在马光磊看来，国家政策多次提到探索处方信息、零售信息、医保结算信息共享，所以打通三方信息共享，是现在国家政策的主方向。
云南鸿翔一心堂董事长阮鸿献也认为，第三方处方共享平台的搭建应高度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医院外延处方流转应做到“责、权、利”清晰，建立多方审方系统和销售监管体系，建立可追溯的监管体系并向监管部门开放管理权限，以确保患者合理安全用药。
“处方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符合医改要求，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医院和药店的效率。”梧州市卫计委书记谢英表示，这需要医院、药店、医保三方共同携手，打造完整的服务链条，“同不同意处方外延，在医改牵头之下，需要多个监管部门共同论证，缺一不可。”
以梧州市为例，据了解，整个处方共享平台运转过程中，卫计委通过规范诊疗行为，保障价格透明，提升医疗质量；社保部门通过确保处方信息真实，统筹报销并进行有效监管；食药监局通过审核认可药店资质，提升药事服务能力。“多部门共用监管，进而确保用药的处方行为和供应药品的行为是合法合规，保证同质化，确保药品的安全和有效。”谢英补充道。
“目前来看，只有个别城市打通了医保统筹结算，全国大规模覆盖还没有。”夏军分析称，但处方外流已经大势所趋，打通医保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