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管争议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家对于“药占比”、“耗占比”的要求逐渐严格甚至于取消耗材加成的政策背景之下，部分医用耗材以及辅助用药等药品在院内大规模的缩减甚至停用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而与其说是因为“医保穿底”而导致的被动行为，实际上这更像是各地政府在国家政策趋势以及优化院内费用结构的双重目标导向下所做出的必然动作。
上海：严查耗材与药品
和此轮部分医用耗材在医院被停用关系密切的，是12月19日，上海市卫计委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引发2017年上海市医用耗材专项整治活动暨药品回扣整治督导检查方案的通知》，炮火直击医用耗材与药品领域。
首当其冲的，便是对于医用耗材的价格监管。文件表示，要强化对高值医用耗材特别是植介入医用耗材的价格加管，如严肃查处超过规定范围使用医用耗材、超规定加价率多收费等，而这正是目前各大医院在耗材使用方面所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段时间以来耗占比难以降低的原因。根据上海卫计委的要求，医用耗材信息要进一步公开，如将主要医用耗材价格、总体用量、各科耗占比纳入院务公开范围。
而整治药品回扣则是此文件的又一重点。包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上海市卫计委会针对全市医疗机构专用医用耗材专项整治和药品回扣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重点抽查，尤其在2018年1月上旬的督导检查期间，各办医主体均需负责组织对下属医疗机构专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
为什么必须对耗材以及部分药品在医院内的使用加强管控，本质上还是与具体产品有关。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政策文件来看，确保医疗服务质量，仍然是一个需要严守的底线。从这一角度来看，此前被大范围停用的辅助用药正是因为其疗效不确切而被无情剔除，虽然也有考虑到药占比在内的价格因素，但临床效果在其被叫停因素中所占的比例亦不可忽视。
重压之下的爆发
既然国家对于医用耗材的整治要求由来已久，为什么相关事件均在此刻选择集中爆发？原因有二：
1、部分省市未按既定要求完成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任务，现实压力已经出现；2、国家关于2017年底之前“耗占比”降低至20%的时间节点正逐渐逼近，再不行动，就没时间了！
从目前被曝光出来的部分医用耗材停用事件来看，影响较大的仍然集中在贵州、四川两地的案例之上。
11月初业界传出消息，贵州省某三甲医院发布通知，称按照省政府、省卫计委对公立医院控费的要求，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
1、停止骨科、介入、神经外科、手术室、眼科、心内科等科室及其他科室部分医用耗材。
2、停止所有止血防粘连材料、吻合器、切割器、补片及生物补片、医用胶、穿刺器、一次性负压引流装置等的使用。
3、除部分特殊科室外，停止除丝线以外的所有其他缝合线的使用。
4、暂停办理高值耗材入库手续。
而贵州当地另外一家三甲医院也出炉了一份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方案，并明确提出减少耗材使用的具体措施，包括不再增加高值耗材审批、除特殊情况外一律恢复使用普通输液器、停用止血海绵、止血纱布、止血粉等。
至于四川，在一份网传的《四川省肿瘤医院关于医疗控费的通知》中，亦明确表明要停用、限用部分耗材，同时暂停新增医用耗材审批，使用医用耗材时，原则上优先使用价格低的医用耗材，并且以各医疗组为单位进行耗占比考核，超过规定比例的进行绩效管理处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两地几乎在同一时间选择以基本相同的方法，同时对医用耗材开刀？
一个共同的原因是：贵州、四川两省均未按时完成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任务。
据贵州省卫计委发布的通知显示，2017年1至8月，贵州省185家公立医院医疗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8.05%，增幅最高，在全国排名末位，已被国家卫计委责令整改。11月24日，贵州省卫计委还对控费工作不力、效果差的遵义市、铜仁市卫生计生委主任以及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贵阳市口腔医院、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安顺市妇幼保健院、黔东南州人民医院院长进行了约谈，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黔东南州人民医院和黔西南州人民医院还作了检讨发言。
“全省控费工作进展不平衡，仍有部分地方和部分公立医院未能正确理解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控费工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工作滞后、效果不明显，在一些地方工作方法简单，甚至出现推诿病人、误导患者等问题。”在会议中，贵州省卫计委副主任张光奇如此表示。
四川的情况也类似，11月，四川省卫计委下发《关于强化问责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紧急通知》，称根据国家卫计委体改司通报，目前四川公立医院总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为13.15%，与国家10%要求目标差距较大，位列全国倒数。随后不久，四川部分省市如西昌，便紧急就公立医院控费不达标情况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查找费用增长原因，并在11月底之前将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再10%以下。
可以说，控费不达标，成为了导致此轮部分耗材大面积停用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医院来说，这绝非是其希望看到的局面。国家严查控费以及强调控制“耗占比”的情况下，显而易见的方法是两种：一是粗暴简单的直接停用，如此以来，耗材所占的医疗费用自然明显下降，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正常医疗工作的受影响以及患者的强烈抵制；而另外一种则是向耗材商索要利润空间，通过谈判、议价等一系列方式使耗材商进行降价，从而降低耗材费用，以达到耗占比降低的效果。暂且抛出操作难度而言，两种方法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降价潮即将来袭，没时间了
实际上，压缩目前耗材领域普遍存在的价格水分，进一步降低耗材使用价格，以减轻患者的医疗成本，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对于耗材领域的基本态度。
类似的情形同样发生在药品领域之中。从过去数年的行业现状来看，不管是取消药品加成，还是省级平台集中采购以及各地层出不穷的医联体采购或是GPO，都在宣示着医院在采购地位中的主导权利，以及在政策态势之下向药品生产商要求降价的动力，而从近年来的招标情况来看，多地的药品中标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给药品生产者带来巨大难题的同时，医院方却已经占据了更多的主动性，药价虚高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而现在，这种态度在耗材领域的政策演变中趋势已经很明显。
纲领性的文件，始于2015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关于印发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这份文件明确了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在整体深化医改中的重要程度，并且提出了“降低药品和耗材费用占比”的说法，具体表述，则是“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
而到了2017年4月国卫体改发22号文《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力争”的表述则被去掉，对于药占比以及耗占比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并将范围具体化，即“到2017年底，前4批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下降到30%左右；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
这也是为什么说，各地再不采取一点行动就没有时间了的原因。如此一来，则意味着关于降低耗占比的时间底线已经被明确提出。距离2017年底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天时间，而就是这短暂的时间决定了各地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能够预期到的是，在药品耗材大面积停用之后，随之会发生的就是医用耗材的大幅降价。
2017年10月1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巩固取消药品加成成果，进一步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而就在一个月之前，国家发改委还发布十八大以来医药价格改革专题报告，其中便提出将重点从4个方面加强对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监管，包括“取消耗材加成；调查成本价；高值耗材出产、口岸及产地、周边零售价将大公开；高值耗材纳入医疗服务项目打包降价”。这也意味着医用耗材加成的取消已经被列入了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行动表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高值医用耗材因为信息不对称、市场垄断以及同药品类似存在的市场利益链条复杂等多种原因，导致价格虚高。而在今后，高值耗材价格透明化，现有价格体系受到冲击，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事情。
·医药网12月22日讯 在国家对于“药占比”、“耗占比”严格要求的政策背景之下，部分医用耗材在院内大规模缩减已是必然，甚至会进一步蔓延至手术科室辅助用药等领域。
“耗材停用！医保亏空！手术暂停！拒绝收住院！”
步入12月份，多地关于部分医用耗材被医院停用的消息接二连三的传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关于医保资金亏空、医疗水平因耗材停用被迫倒退二十年、年末医院将不再收治病人等等说法一时间被传播得沸沸扬扬，大量患者的恐慌情绪被调动。
12月18日，新浪微博认证为河南省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的博主“何振医生”发微博表示，“所有的耗材都限制了，胸腔穿刺包都断货了”。其所指的，应该是“一次性使用胸腔穿刺包”，这是一种适用于胸腔穿刺手术的常用耗材，作用是抽取胸腔积液或积气，目前国内扬州洋生、苏州伟康、江苏阳普医疗等多家厂商均有所生产，其网络批量采购报价，在13元-16元/包左右。
紧接着12月19日，微博认证为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医生的“PRND21”发表微博表示，“我司普通外科手术的大部分止血材料也被停了”，随即在微博上引发了大量转载。从地域上来讲，如果是此前贵州、四川等省份部分医用耗材被停用还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那么此次作为医疗资源最为丰富地区之一的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不得不让人们重新审视起这一波“耗材停用事件”的影响。
实际上，之所以大量的恐慌情绪被集体调动，是基于目前存在的一个基本的逻辑：通过限制医用耗材，实质上是间接控制手术次数，从而限制报销费用。而这一逻辑的直接推论，则是国家医保资金已经严重亏空，患者日后就医将无法得到保证。而受此影响的，恐怕绝非只有医用耗材，因医保亏空而出现的对药品采购及使用的限制或随之出现。
与此逻辑类似的，还有近日来受到持续关注的辅助用药被叫停事件。以四川、贵州为代表的省份最近一直加大对于辅助用药的管控力度，包括其省内各大医院以文件的形式明确要求对于特定的辅助用药进行停用，随之也引发了包括山东千佛山医院在内等多家医院的停药风波。而矛头之一，也被指向位医保资金不足。
但实际上，“部分地区确实存在医保收支不平衡，但不构成系统性风险。”、“医保基金整体上运行平稳，较前几年已有明显改善，过分担忧实在没有必要。”中信证券在对人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统计结果解读之后给出了如此判断。"从近两年数据来看，2015-2016年医保基金收入端增速基本维持在高出支出端增速1个百分点的水平，当期基金结存率维持在17-18%，已趋于稳健，压力环比看缓解明显。"
其实不管争议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家对于“药占比”、“耗占比”的要求逐渐严格甚至于取消耗材加成的政策背景之下，部分医用耗材以及辅助用药等药品在院内大规模的缩减甚至停用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而与其说是因为“医保穿底”而导致的被动行为，实际上这更像是各地政府在国家政策趋势以及优化院内费用结构的双重目标导向下所做出的必然动作。
上海：严查耗材与药品
和此轮部分医用耗材在医院被停用关系密切的，是12月19日，上海市卫计委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引发2017年上海市医用耗材专项整治活动暨药品回扣整治督导检查方案的通知》，炮火直击医用耗材与药品领域。
首当其冲的，便是对于医用耗材的价格监管。文件表示，要强化对高值医用耗材特别是植介入医用耗材的价格加管，如严肃查处超过规定范围使用医用耗材、超规定加价率多收费等，而这正是目前各大医院在耗材使用方面所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段时间以来耗占比难以降低的原因。根据上海卫计委的要求，医用耗材信息要进一步公开，如将主要医用耗材价格、总体用量、各科耗占比纳入院务公开范围。
而整治药品回扣则是此文件的又一重点。包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上海市卫计委会针对全市医疗机构专用医用耗材专项整治和药品回扣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重点抽查，尤其在2018年1月上旬的督导检查期间，各办医主体均需负责组织对下属医疗机构专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
为什么必须对耗材以及部分药品在医院内的使用加强管控，本质上还是与具体产品有关。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政策文件来看，确保医疗服务质量，仍然是一个需要严守的底线。从这一角度来看，此前被大范围停用的辅助用药正是因为其疗效不确切而被无情剔除，虽然也有考虑到药占比在内的价格因素，但临床效果在其被叫停因素中所占的比例亦不可忽视。
重压之下的爆发
既然国家对于医用耗材的整治要求由来已久，为什么相关事件均在此刻选择集中爆发？原因有二：
1、部分省市未按既定要求完成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任务，现实压力已经出现；2、国家关于2017年底之前“耗占比”降低至20%的时间节点正逐渐逼近，再不行动，就没时间了！
从目前被曝光出来的部分医用耗材停用事件来看，影响较大的仍然集中在贵州、四川两地的案例之上。
11月初业界传出消息，贵州省某三甲医院发布通知，称按照省政府、省卫计委对公立医院控费的要求，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
1、停止骨科、介入、神经外科、手术室、眼科、心内科等科室及其他科室部分医用耗材。
2、停止所有止血防粘连材料、吻合器、切割器、补片及生物补片、医用胶、穿刺器、一次性负压引流装置等的使用。
3、除部分特殊科室外，停止除丝线以外的所有其他缝合线的使用。
4、暂停办理高值耗材入库手续。
而贵州当地另外一家三甲医院也出炉了一份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方案，并明确提出减少耗材使用的具体措施，包括不再增加高值耗材审批、除特殊情况外一律恢复使用普通输液器、停用止血海绵、止血纱布、止血粉等。
至于四川，在一份网传的《四川省肿瘤医院关于医疗控费的通知》中，亦明确表明要停用、限用部分耗材，同时暂停新增医用耗材审批，使用医用耗材时，原则上优先使用价格低的医用耗材，并且以各医疗组为单位进行耗占比考核，超过规定比例的进行绩效管理处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两地几乎在同一时间选择以基本相同的方法，同时对医用耗材开刀？
一个共同的原因是：贵州、四川两省均未按时完成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任务。
据贵州省卫计委发布的通知显示，2017年1至8月，贵州省185家公立医院医疗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8.05%，增幅最高，在全国排名末位，已被国家卫计委责令整改。11月24日，贵州省卫计委还对控费工作不力、效果差的遵义市、铜仁市卫生计生委主任以及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贵阳市口腔医院、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安顺市妇幼保健院、黔东南州人民医院院长进行了约谈，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黔东南州人民医院和黔西南州人民医院还作了检讨发言。
“全省控费工作进展不平衡，仍有部分地方和部分公立医院未能正确理解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控费工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工作滞后、效果不明显，在一些地方工作方法简单，甚至出现推诿病人、误导患者等问题。”在会议中，贵州省卫计委副主任张光奇如此表示。
四川的情况也类似，11月，四川省卫计委下发《关于强化问责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紧急通知》，称根据国家卫计委体改司通报，目前四川公立医院总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为13.15%，与国家10%要求目标差距较大，位列全国倒数。随后不久，四川部分省市如西昌，便紧急就公立医院控费不达标情况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查找费用增长原因，并在11月底之前将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再10%以下。
可以说，控费不达标，成为了导致此轮部分耗材大面积停用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医院来说，这绝非是其希望看到的局面。国家严查控费以及强调控制“耗占比”的情况下，显而易见的方法是两种：一是粗暴简单的直接停用，如此以来，耗材所占的医疗费用自然明显下降，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正常医疗工作的受影响以及患者的强烈抵制；而另外一种则是向耗材商索要利润空间，通过谈判、议价等一系列方式使耗材商进行降价，从而降低耗材费用，以达到耗占比降低的效果。暂且抛出操作难度而言，两种方法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降价潮即将来袭，没时间了
实际上，压缩目前耗材领域普遍存在的价格水分，进一步降低耗材使用价格，以减轻患者的医疗成本，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对于耗材领域的基本态度。
类似的情形同样发生在药品领域之中。从过去数年的行业现状来看，不管是取消药品加成，还是省级平台集中采购以及各地层出不穷的医联体采购或是GPO，都在宣示着医院在采购地位中的主导权利，以及在政策态势之下向药品生产商要求降价的动力，而从近年来的招标情况来看，多地的药品中标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给药品生产者带来巨大难题的同时，医院方却已经占据了更多的主动性，药价虚高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而现在，这种态度在耗材领域的政策演变中趋势已经很明显。
纲领性的文件，始于2015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关于印发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这份文件明确了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在整体深化医改中的重要程度，并且提出了“降低药品和耗材费用占比”的说法，具体表述，则是“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
而到了2017年4月国卫体改发22号文《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力争”的表述则被去掉，对于药占比以及耗占比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并将范围具体化，即“到2017年底，前4批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下降到30%左右；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
这也是为什么说，各地再不采取一点行动就没有时间了的原因。如此一来，则意味着关于降低耗占比的时间底线已经被明确提出。距离2017年底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天时间，而就是这短暂的时间决定了各地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能够预期到的是，在药品耗材大面积停用之后，随之会发生的就是医用耗材的大幅降价。
2017年10月1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巩固取消药品加成成果，进一步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而就在一个月之前，国家发改委还发布十八大以来医药价格改革专题报告，其中便提出将重点从4个方面加强对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监管，包括“取消耗材加成；调查成本价；高值耗材出产、口岸及产地、周边零售价将大公开；高值耗材纳入医疗服务项目打包降价”。这也意味着医用耗材加成的取消已经被列入了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行动表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高值医用耗材因为信息不对称、市场垄断以及同药品类似存在的市场利益链条复杂等多种原因，导致价格虚高。而在今后，高值耗材价格透明化，现有价格体系受到冲击，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事情。
其实不管争议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家对于“药占比”、“耗占比”的要求逐渐严格甚至于取消耗材加成的政策背景之下，部分医用耗材以及辅助用药等药品在院内大规模的缩减甚至停用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而与其说是因为“医保穿底”而导致的被动行为，实际上这更像是各地政府在国家政策趋势以及优化院内费用结构的双重目标导向下所做出的必然动作。
上海：严查耗材与药品
和此轮部分医用耗材在医院被停用关系密切的，是12月19日，上海市卫计委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引发2017年上海市医用耗材专项整治活动暨药品回扣整治督导检查方案的通知》，炮火直击医用耗材与药品领域。
首当其冲的，便是对于医用耗材的价格监管。文件表示，要强化对高值医用耗材特别是植介入医用耗材的价格加管，如严肃查处超过规定范围使用医用耗材、超规定加价率多收费等，而这正是目前各大医院在耗材使用方面所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段时间以来耗占比难以降低的原因。根据上海卫计委的要求，医用耗材信息要进一步公开，如将主要医用耗材价格、总体用量、各科耗占比纳入院务公开范围。
而整治药品回扣则是此文件的又一重点。包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上海市卫计委会针对全市医疗机构专用医用耗材专项整治和药品回扣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重点抽查，尤其在2018年1月上旬的督导检查期间，各办医主体均需负责组织对下属医疗机构专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
为什么必须对耗材以及部分药品在医院内的使用加强管控，本质上还是与具体产品有关。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政策文件来看，确保医疗服务质量，仍然是一个需要严守的底线。从这一角度来看，此前被大范围停用的辅助用药正是因为其疗效不确切而被无情剔除，虽然也有考虑到药占比在内的价格因素，但临床效果在其被叫停因素中所占的比例亦不可忽视。
重压之下的爆发
既然国家对于医用耗材的整治要求由来已久，为什么相关事件均在此刻选择集中爆发？原因有二：
1、部分省市未按既定要求完成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任务，现实压力已经出现；2、国家关于2017年底之前“耗占比”降低至20%的时间节点正逐渐逼近，再不行动，就没时间了！
从目前被曝光出来的部分医用耗材停用事件来看，影响较大的仍然集中在贵州、四川两地的案例之上。
11月初业界传出消息，贵州省某三甲医院发布通知，称按照省政府、省卫计委对公立医院控费的要求，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
1、停止骨科、介入、神经外科、手术室、眼科、心内科等科室及其他科室部分医用耗材。
2、停止所有止血防粘连材料、吻合器、切割器、补片及生物补片、医用胶、穿刺器、一次性负压引流装置等的使用。
3、除部分特殊科室外，停止除丝线以外的所有其他缝合线的使用。
4、暂停办理高值耗材入库手续。
而贵州当地另外一家三甲医院也出炉了一份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方案，并明确提出减少耗材使用的具体措施，包括不再增加高值耗材审批、除特殊情况外一律恢复使用普通输液器、停用止血海绵、止血纱布、止血粉等。
至于四川，在一份网传的《四川省肿瘤医院关于医疗控费的通知》中，亦明确表明要停用、限用部分耗材，同时暂停新增医用耗材审批，使用医用耗材时，原则上优先使用价格低的医用耗材，并且以各医疗组为单位进行耗占比考核，超过规定比例的进行绩效管理处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两地几乎在同一时间选择以基本相同的方法，同时对医用耗材开刀？
一个共同的原因是：贵州、四川两省均未按时完成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任务。
据贵州省卫计委发布的通知显示，2017年1至8月，贵州省185家公立医院医疗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8.05%，增幅最高，在全国排名末位，已被国家卫计委责令整改。11月24日，贵州省卫计委还对控费工作不力、效果差的遵义市、铜仁市卫生计生委主任以及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贵阳市口腔医院、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安顺市妇幼保健院、黔东南州人民医院院长进行了约谈，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黔东南州人民医院和黔西南州人民医院还作了检讨发言。
“全省控费工作进展不平衡，仍有部分地方和部分公立医院未能正确理解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控费工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工作滞后、效果不明显，在一些地方工作方法简单，甚至出现推诿病人、误导患者等问题。”在会议中，贵州省卫计委副主任张光奇如此表示。
四川的情况也类似，11月，四川省卫计委下发《关于强化问责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紧急通知》，称根据国家卫计委体改司通报，目前四川公立医院总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为13.15%，与国家10%要求目标差距较大，位列全国倒数。随后不久，四川部分省市如西昌，便紧急就公立医院控费不达标情况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查找费用增长原因，并在11月底之前将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再10%以下。
可以说，控费不达标，成为了导致此轮部分耗材大面积停用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医院来说，这绝非是其希望看到的局面。国家严查控费以及强调控制“耗占比”的情况下，显而易见的方法是两种：一是粗暴简单的直接停用，如此以来，耗材所占的医疗费用自然明显下降，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正常医疗工作的受影响以及患者的强烈抵制；而另外一种则是向耗材商索要利润空间，通过谈判、议价等一系列方式使耗材商进行降价，从而降低耗材费用，以达到耗占比降低的效果。暂且抛出操作难度而言，两种方法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降价潮即将来袭，没时间了
实际上，压缩目前耗材领域普遍存在的价格水分，进一步降低耗材使用价格，以减轻患者的医疗成本，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对于耗材领域的基本态度。
类似的情形同样发生在药品领域之中。从过去数年的行业现状来看，不管是取消药品加成，还是省级平台集中采购以及各地层出不穷的医联体采购或是GPO，都在宣示着医院在采购地位中的主导权利，以及在政策态势之下向药品生产商要求降价的动力，而从近年来的招标情况来看，多地的药品中标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给药品生产者带来巨大难题的同时，医院方却已经占据了更多的主动性，药价虚高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而现在，这种态度在耗材领域的政策演变中趋势已经很明显。
纲领性的文件，始于2015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关于印发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这份文件明确了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在整体深化医改中的重要程度，并且提出了“降低药品和耗材费用占比”的说法，具体表述，则是“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
而到了2017年4月国卫体改发22号文《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力争”的表述则被去掉，对于药占比以及耗占比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并将范围具体化，即“到2017年底，前4批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下降到30%左右；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
这也是为什么说，各地再不采取一点行动就没有时间了的原因。如此一来，则意味着关于降低耗占比的时间底线已经被明确提出。距离2017年底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天时间，而就是这短暂的时间决定了各地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能够预期到的是，在药品耗材大面积停用之后，随之会发生的就是医用耗材的大幅降价。
2017年10月1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巩固取消药品加成成果，进一步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而就在一个月之前，国家发改委还发布十八大以来医药价格改革专题报告，其中便提出将重点从4个方面加强对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监管，包括“取消耗材加成；调查成本价；高值耗材出产、口岸及产地、周边零售价将大公开；高值耗材纳入医疗服务项目打包降价”。这也意味着医用耗材加成的取消已经被列入了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行动表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高值医用耗材因为信息不对称、市场垄断以及同药品类似存在的市场利益链条复杂等多种原因，导致价格虚高。而在今后，高值耗材价格透明化，现有价格体系受到冲击，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