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预期，这一轮自2014年便已开始进行的省级药品集中招标，其最终完成时限很有可能会被推迟至2018年。从时间上来看，相较于上一轮2009年至2010年为期仅一年的药品集中招标来说，新一轮的时间跨度无疑要漫长许多。
究其原因，基药制度、低价药新政、医保目录调整以及新的分类采购政策的出台，都是影响此轮药品招标周期的因素。
2009年，以政府主导、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以网上集中采购为模式的药品招标政策正式全面实行。同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也正式建立，基本药物省级集中招标采购的招标模式，这就使得招标类别分成了基药与非基药招标。各省市为此单独组织了基药招标。随着2013新版基药目录出台，各省也随之开展“基药回头看”的增补工作，从而一定程度上推迟了整个招标工作的进程。
2014年，发改委正式出台底价药政策，并公布了国家低价药目录共533种，取消政府最高零售价格，在日均费用标准内企业自主定价，将价格交由市场形成，各省市随后陆续开展低价药的增补工作以及相应的集中采购工作，也拉长了招标周期。
2015年2月与6月，业界所熟知的7号文、70号文先后发布，其目的便在于解决各省市在探索医药集中采购新模式过程中出现的进展缓慢等多个问题，各省市按照新指导意见重新制定了采购规则，新一轮招标自此实质性开启。但随之而来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则又成为了延缓招标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2017年3月，国家新版医保目录出台，并要求各地在7月底之前完成地方医保目录的增补，这就很可能会将整个大招标进程的最终完成时限推迟至2018年。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时间周期不同之外，新一轮药品集中招标对于诸多制药企业的实际影响正在发生变化。
在当前我国的政策监管下，企业的药品要进到医院销售，主要是通过招标、中标的形式，因此对于药品上市公司而言，招标的开启意味着产品有望通过中标覆盖更多的空白市场，从而拉动公司业绩增长。从历史上来看，2005年至2006年及2009年至2010年两轮标期，医药指数均有上行。但同以往不同的是，新一轮招标周期处在医改深入推进、医保控费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制药企业相比以前将面临更大的降价压力。
2、全国性降价大网已现
行业洗牌将加速，市场格局逐步重塑。这是新一轮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形势之下，诸多制药企业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其根源，则在于越来越严苛的降价要求。
一方面体现在药品招标环节中的左右联动趋势之中。在7号文和70号文的要求下，各省市在新的招标方案中对于限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大多数地区均明确提出，药品中标价格需与其他省市进行左右联动。例如西藏、青海、辽宁等9个省，目前要求以本省之前中标价和附近的5个省市的中标价作为参考，陕西省则是以附近10个省市的中标价作为参考，而包括河南、北京、山东等在内的13个省市则明确规定，要以全国范围内的药品中标价格和价格最低的几个省市的招标价格进行对比。一个全国性的价格降价、联动网络俨然已经形成。
而层出不穷的上下联动、二次议价等则使得药价进一步降低。目前，许多省市已经在新的招标方案中涉及中标药品价格的上下联动政策。医改试点城市中标价格低于省级中标价的情况下，省级中标价按试点城市中标价格调整。例如辽宁、会两声规定，试点城市成交价格低于省级中标价格5%以上的，省级中标价按试点城市成交价，就低调平。而河南、云南等13个省市则将这一数字由5%上升至了10%。
图表2：左右联动政策
图表3：上下联动政策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在各地二次议价行为不断的情况下，省级集中招采平台已经逐渐失去了其议价的本质，而更多的类似于一个准入平台。企业在进行报价时，往往也会主动预留出进行二次议价的空间。而各地不断涌现的GPO、医联体联合采购等新兴采购模式，则更对药品价格提出了严苛的挑战。
另外一方面，医保控费的日益严格，也是药价降低的重要推动力。2012年，人社部、财政部、卫生部等发布了《关于开展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总额控制的意见》，标志着医保控费时代的正式开启，确立了以收定支、控制以来费用过快增长等原则，随后医保支出的增速下降明显，但仍高于收入增速，一直到2015年才实现收入增速超过支出增速，医保控费初步取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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