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网3月11日讯 早上8点，60岁的刘晓雁的诊室里已经挤着6名家长。
她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下简称：儿研所）皮肤科主任医师，也是儿研所首位成立工作室的专家。
已经退休被返聘的刘晓雁每次出诊都是特需号。在她的门外，仍然有至少100个病历本和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儿家长。而皮肤科的普通号有5位出诊医生，他们挤在4个诊室里，每天需要面对的是一千多名患儿。
2015年，儿研所的三百多名医生诊治了216.97万名患儿；北京儿童医院的就诊人次则达到317万。这两家儿童专科医院的工作强度折射出儿科医生的人才缺口。
国家卫计委的数字显示，在中国，0-14岁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20%，而目前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2014年，每1000人拥有执业医师为2.12人，而每1000名儿童仅拥有0.53名儿科医生。目前儿科医师有11.8万人，这意味着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已达到20万人。
“累、穷、险是儿科医生荒的原因。”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主任王斌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
早上8点是刘晓雁的上班时间，但她总会提前在7点半出诊。在这间10平方米的诊室里，两位主治医师坐在刘晓雁对面，作为她的助手。她们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才能完成一百多个患儿的诊治。
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许鹏飞在儿科工作了28年。2012年1月7日那天至今仍让他难忘，他清楚地记得，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他看了170个病人。
28年中，许鹏飞上了25年夜班，每四五天一次，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每次值夜班的儿科医生只有1位，高峰时，他要面对将近200个病人。“下夜班后，我根本开不了车，精神太紧张，太累了，踩油门都难。”许鹏飞只能在医院睡一觉再回家。
在医院工作，意味着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一些医院的儿科规定，24小时值班的医生，第二天上午还需要出门诊，连续工作会超过28小时。“周末不能放下所有工作去休息，就算不当班也要转一下病房。”王斌苦笑了一下说，“我们都不算小时，只看有没有时间休息。”而在儿研所，儿童外科的大夜班要上36小时，内科一次连班则达到48小时。
如今，许鹏飞不再上夜班，10个年轻医生成为儿科急诊和夜班主力。但是，如今有4名医生同时怀孕，1位患病，“一下子一半人上不了夜班，排不出人来，剩下的人就要弥补这个工作量。”
2015年，许鹏飞有3个同事辞职，“压力太大了”。但招聘儿科医生却一直是医院的难题。2016年，中日友好医院的儿科招聘来参加面试的只有1位。许鹏飞说：“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医院更愿意招收有临床经验的临床型博士，因为科研型博士需要医院重新培养，经历3年的轮转期，3年内将无法出诊，这意味着短期内难以减轻其他医生的工作负担。“现在我们退而求其次，但科研型博士也都没人来。”
王斌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医学院扩招本科，毕业生并不少，都说就业困难，但儿科反而招不到人。”
医药英才招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底，儿科医生的招聘需求较去年同比上涨18%。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同比分别上涨19%、23%、18%；二线主要地区，四川、江苏则分别同比上涨22%、21%。
儿科医生的紧缺状况在二、三线城市更为突出。2014年上半年，大连市公开招聘儿科医生却无人报考，大连儿童医院一年内共有40多名儿科医护人员辞职。在河南，平均每4870名儿童才拥有1名儿科医生；在内蒙古，每1000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仅为0.17名……
“七八年制的医学生几乎没有干儿科的，真正自己选择儿科的比较稀有。”王斌说，“成人科挑剩下的、没有好地方去的才去儿科。”
1999年，医科院校的儿科系停止招收本科，这被认为是儿科医生缺失的主因之一。今年1月26日，14位四川省政协委员写下联名信，呼吁教育部恢复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儿科专业。如今，国家卫计委正协调教育部恢复儿科学专业本科招生，这将成为卫计委2016年的工作要点之一。
2月24日，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金生国称：“针对儿科医师紧缺现状，将着力加强儿科人才培养，到2020年，力争使儿科医师达到14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师数达到0.6人以上。”
然而，同样不设本科专业的还有眼科、外科、内科、皮肤科等，却没有面临相似的困境。医生中还流传着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千万不做小儿科。”
“医学应该是全科教育。”不止一位儿科医生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并不认为不设本科是儿科医生荒的主因。
李昕是江苏一所211大学临床五年制的医学生，在大专业分流时，学生要选择临床或儿科。李昕记得，当时一个三甲医院的副院长为他们讲解儿科医生的职业规划，学校也鼓励学生选择儿科，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奖学金倾斜、优先保研，甚至这家三甲医院愿意100%接收儿科毕业生。“其实我当时有点心动，但别人都说傻子才选儿科。”最后，儿科方向的40人名额没有招满，将近200人选择了临床。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恢复本科专业，人家也不来。最后变成分数不够被迫去读儿科有什么意义？”王斌并不认为医学院校招收儿科本科生能解决如今的困局，“这个职业不受待见，不受尊重，谁会来做呢？”
喊打喊杀的家长们
9点57分，工作将近4小时的刘晓雁第一次起身，她要为十几个患儿做激光治疗。“孩子一会儿还上课呢！”“孩子要验血还没吃饭。”“你们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号？”焦灼等待的家长们开始抱怨。保安开始维持秩序，“看她的号不要着急，要拿出五六个小时的准备。”
走廊里，孩子尖利、无休止的哭声让这里的噪音一度达到高分贝，相当于站在一条无法听清对方谈话的马路上。诊室里，一个父亲热得撩起衣服，露出肚皮。有的孩子站到椅子上、甚至医生的桌子上。“一天下来，脑子都是蒙的。”一位医生说。
儿科医生长期面临的是嘈杂、无序的工作环境，还有更为尖锐的医患矛盾。“在外国，医生不会在孩子哭闹时看诊，要等孩子平静下来才行。”王斌介绍说，“在中国，孩子在哭家长都要一巴掌扇过去，如果我们让孩子出去玩一会儿，平复好再回来看病，家长都不能接受。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
魏琪（化名）带着孩子从安徽赶来北京，为了挂上刘晓雁的特需号，已经排了3天队，他不得不交给号贩子500元。早上8点就来候诊，但直到11点也没有排到他。
在刘晓雁离开的一小时里，门外的叫号护士撑着太阳穴，看着面前几十个病历本说：“今天看得慢了，对你们负责才看得慢啊。”
但依然有家长对她喊：“你们怎么排的队？病历本儿都不动，是不是按照号走的？”为了挂号，这位家长前一天晚上12点就来到医院。但在她之前，还有早就预约好的复诊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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