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曾在中国深陷“贿赂门”的英国最大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SK）正在进行战略调整，逐步转向降低药价、以价换量的销售模式。GSK一系列的动作颇受业内外关注。早前，GSK启动与另一制药巨头诺华价值200亿美元的资产置换行动，于第三季度对外披露。GSK以总价160亿美元的要价，将旗下包括研发、产品、知识产权和市场在内的肿瘤事业部出售给诺华；接着以约71亿美元的总价，收购诺华除流感疫苗以外的疫苗业务。这表明，GSK有意放弃利润较高的肿瘤类药品的经营，更进一步将重心集中在利润率较低的疫苗业务上。
日前，英国最大的制药企业GSK的CEO─ 51岁的安伟杰（Andrew Witty）接受了采访，就贿赂门之后的发展、药价和创新的关系，以及GSK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前景等问题做出分析。
随着新医改政策的落实，中国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额不断扩大，保障水平逐步增加。中国医药市场的吸引力也由此不断提升。安伟杰表示，“过去的已经过去”，GSK会根据中国市场的需求和期望来发展业务，并适应中国的规则。安伟杰说：“更实惠的价格与更高销量的组合，是值得推广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双赢。”
以下为媒体专访内容：
媒体：你觉得中国的医药市场发展潜力如何？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
答：我认为，中国医药市场根本驱动力有两点。首先，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趋势明显，而且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期待获得更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创造了更多的需求。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公众能负担得起的价格，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已经开始寻找一些更具创新性和现代性的疗法，这其中不仅仅包括药品，还包括其他一切可用于治疗的手段。我们希望这些疗法是低成本的。
当然，行业里有些人不认同我的观点。但我认为，只有负担得起的创新，才有实际意义，我们需要在创新和经济价值间寻求平衡。过去两年，在中国我们一直苦苦探索究竟从哪里入手，才能把价格降下来。我们相信，即便降低价格，我们仍能得到好的回报，为公司创造收益。更重要的是，降低价格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中国医药市场的另一驱动力，是中国的医疗体系改革，这会使中国医疗体系的运作更有效率。历史上，中国的医疗服务价格和医院盈利模式有其自身特色，而今后会有所改善、更加透明，这将帮助人们了解中国的医疗资源究竟是如何分配的。
此外，对于中国医疗市场的需求，我们已经研发出相应的产品，同时辅以医生培训。比如，慢性阻塞性肺病在中国是一种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如今，我们正努力把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药物引进中国，开展独立教育项目，帮助更新中国医生的知识储备。
总得来说，中国的医疗市场很广阔，机遇真的很多，但这需要在公众可负担的范围内实现。我们的新技术不仅要为富人服务，还要为更多地普通人服务，这是中国市场有意思的地方。
在中国，以往的一些市场运作方式将会过时，你会看到新的方式，而我们想要成为新方式的领导者。
前两年，我们始终致力于探寻并理解政府的需求和公众诉求，以及中国医疗健康领域真正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们也制定了相应的商业策略，改革商业模式，尝试降低价格。中国医疗市场有很多令人兴奋的机遇，我们想面向中国的未来经营，而不仅仅基于过去。
媒体：那中国医药市场的哪些领域最有前景？
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首先，对葛兰素史克甚至整个中国而言，为中国西部大量的贫困人口和农村人口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其次，让中国婴儿能用上最先进的接种疫苗技术，也是一个巨大机会。在新生儿的成长阶段，如何让他们更健康、更强壮，适应社会生存的环境，其中同样蕴含着机遇。
问题是，如何让这些昂贵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惠及更多的人？英国的医疗体系很完善，但只围绕大医院建立；实际上很多健康、医疗服务可以在医院外完成。今天，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并不需要医院，只需挣脱旧医疗系统或结构的束缚，建立一个足够灵活的新系统。接下来二三十年中，健康会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在任何国家，健康都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能对人们产生巨大影响，释放城市经济的活力。
媒体：葛兰素史克正在中国做很多项目，之前的丑闻有没有拖累项目的进度？
答：老实说，的确有拖累，因为我们必须去解决它。那段时期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痛苦的过程，有关那段时期的任何事都让我感到难过，但现在都已经过去了。中国对这件事的反应鼓励我们不断前进，使我们意识到不能急于求成，而要慢慢成长。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们做事的方法，学着重建公众对我们的信心。
尤其是去年，我们尝试着让工作方法现代化，来适应新的中国，而不是旧的中国。如果你能看到我们做了什么，那你一定会知道，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任何一个公司在这方面比葛兰素史克做得更多了。虽然这么做有风险，可我仍然很高兴，因为我们做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我相信的步伐与新的中国是同步的，其他公司也会紧跟我们的步伐。
若干年以后，我希望回首过去时，我们能说我们走在行业前面，引领着行业发展，尽管两年前我们曾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但那不能阻挡我们想要成为对中国有建设性意义的一员的脚步。在中国，我们不是游客，而是真正想要帮助中国建设和改革医疗体系的一员。如果你关注葛兰素史克，你就会知道这不是空话，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正在改变商业模式，我们降低了价格，我们正在带来新的技术。这些我们都做到了，而不是未来才开始做。我希望，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公众能对两年前发生的事情能想得少一点，对今天正在发生的和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看得多一点。
媒体：你有一些很激烈的评论，在药品的可支付性问题上十分坚决。葛兰素史克曾透露计划转移一批疫苗产品和技术到中国，并采用更低的价格来保证药物的可及性，可是该如何确保降低药品的价格，不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平衡。很明显，如果价格是0的话，那我们不可能得到收入来做研究，也不会研发出任何新药或疫苗。可如果价格很高，很多人支付不起，你没有销量，你仍然无法获得收入做研究。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现在很多人过于关注价格，而对销量关注不足。其实，无论是高价、低销量，还是低价、高销量，这两种模式产生的收入是相同的。有时把价格往下调一些，还能惠及到更多客户。
我认为，更实惠的价格与更高销量的组合，是值得推广的商业模式，有双赢效果。这样做可以让公司获得持续的、良好的投资回报率，有利于药品、技术创新；不只是纯粹地依赖高价格的产品，而可以通过量更大、但价格更可负担的产品组合来获得利润。在这方面，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它太大了，机会很多。我们的商业模式和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同，但我觉得，未来10-15年内，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药品，但他们支付不起药品西方世界贩售时的价格。此时，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这是一个公司重大的战略问题，而我们肯定能找到这个办法。
媒体：这是那次丑闻后的新策略吗？还是说你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答：完全不是新策略。如果你关注我过去七八年里的演讲，就会发现我经常谈论创新，谈论价格和可及性。大概在6个星期前，英国金融时报上刊发了一篇社论，里面有一个观点，“没有人能负担得起的创新不是创新”。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评论。的确，我们想要创新，而且我们如果要做创新，我们会做得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把创新出来的药品或者技术定了高价，使人们难以获得，那我们就遇上麻烦了。回顾过去40年或50年，世界上大多数的创新都由美国或西欧国家那六、七亿人推动，他们本质上是创新的驱动者。
但今天，世界人口达到了66亿，其中许多人正在攀爬经济金字塔。他们有自己的预期，自己的愿望，他们希望影响创新，获得创新的成果，但他们不能，他们还没有达到美国和西欧的收入水平。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有很多的新需求，我们需要去解决它。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都在尝试通过转型，谋求创新成果和价格可支付性之间的平衡。葛兰素史克的理念，是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周边环境的发展，把产品和公众生活的改变相关联。
媒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购买低价的原研药。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等国家的经验，完善强大的仿制药体系，但也有人认为中国应该严格限制这样的行为，你怎们看这个问题？
答：这是个好问题。加入WTO之前，中国仿制药的生命力就很强，有许多药企制造原研药的复制品，这些产品没有知识产权。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印度。但这些产品未必能转化成人们预期的经济利润，因为它的价格远远低于仿制药。但中国政府正在推进多项改革来改变现状，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模仿印度就可以解决。
其次，价格系统的不透明使得整个系统要呈现经济理性很困难。因为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折扣方式，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同。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不同在于，印度政府在医疗健康领域没发挥任何作用，基本上一切都靠自由的市场行为，而自由市场价格的透明度很高。可在中国，政府在医疗行业的作用很大，建立多种多样的机构和机制来制约。所以价格的透明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
你可以反观一下英国等国家，这些国家透明度很高、新药价格合理、非专利药价格低廉，整个药品价格系统运转良好。因此我想可以深思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被打破了？我不认为答案在于获得更多的非专利药品，或者让做非专利药品变得更容易─你们已经有很多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非专利药不能有更低的价格，你们要怎样破除这个难题？
媒体：你前面提到中国政府的角色，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食药监总局启动了药品审批制度改革，在药品审批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另外，中国审批进口药的速度相对缓慢，落后于其他很多国家，对此你怎么看？
答：首先，我认为中国政府承诺加强食药监总局的审评力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过去20年，美国政府也曾经作出各种承诺加强美国食药监局的审评力量，虽然人们往往认为这不过是关于流程和规定的事情，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这样做能确保优秀人才为美国食药监局效劳，正如中国需要最出色的医学科学家为它工作一样。既然政府担任了“裁判”一角，就需要真正了解游戏规则的裁判，他们必须真正了解科技。
我对目前中国药品审批制度改革的评论是，第一，它是非常积极的举措，第二，只要是能确保最优秀的人留在食药监部门工作的措施，都是好消息，即使他们只是停留两三年作为过渡。在药品监管领域，要让真正的专业人士来负责，能给政府提供有效信息，并使公众对政府的管理抱持敬意。这是我唯一的建设性意见。
在进口药审批方面，我认为还存在改进的余地。有时候进口药审批比较慢，而且比较复杂。这是不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也许是，也许不是。这是否会被一些人当作借口，而不愿把他们的技术带到中国来？可能会。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为什么你会愿意花所有时间去等待，（否则）你可能会优化顺序或者去其他地方。也许你会把精力放在出口到另外一个国家而不是中国。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政府去观察的领域，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我们可不可以让它更加透明，可预测性更强？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存在机会的空间。
媒体：你如何看待非处方药市场的未来发展？你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非处方药市场的影响有多大？
答：你的问题很好。我当然希望非处方药市场可以不断发展，我认为它极有可能成为药品市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我们在中国的药品销售市场里，是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非处方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在很多国家销售牙膏，今后也会继续关注健康这一领域，包括生产类似于牙膏的日常用品。但即便如此，非处方药才是真正重要的业务。人们提起非处方药，总以为它不是药品，但它的确是。尽管监管部门认定购买非处方药不需要医生开处方，但非处方药的制造、上市、销售仍需要受到控制。
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仅因为人类发明了互联网，药物就不再是药物，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是药物，就需要被管控，比如病人和售药者必须都在现场，你得要看到病人，也要参与。所以我认为，非处方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人们希望更加便利，更及时地获得药品，我敢肯定，未来政府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此外，这也是一个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好方式，政府可以把成本转移给购买者，这种情况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比较普遍。
我不认为社交媒体会对非处方药的机制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交媒体培养更聪明的消费者，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知识，消费者的消息变得灵通，这样他们在用药时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我要服用这种药物？”，“我发现了另一种类似的产品，这个产品怎么样？”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个后果，觉得它让生活变复杂了，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积极的变化，因为人们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参与自己的健康管理。我们不再只依赖医生或者药剂师，而是转向“我+医生+药剂师”的模式，强调患者个人的责任和参与。
我们在许多领域已经领教了社交媒体的作用，它让人们会为自己负责，这是了不起的，也是其他大众传播工具不具备的，电视、报纸都难以对个人产生真正的变革性的影响。这对公众健康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健康是很个人化的一件事。葛兰素史克已经透过这种个性化的方式，看到了数字技术对我们业务的巨大影响。我们用数字通信技术来培训医生，反响很大。对医生来说，他们能凭借数字技术的便捷，接触更多的资深医生。这在他们通常的职责范围内是很难发生的。
数字技术创造了平等的对话，你可以和中国的数百人甚至中国以外的人交流，而医生互相之间也可以形成专家网络。一旦你病了，接触到这个网络，就可以与数千里以外的专家联系并获得建议。所以在我看来，数字技术影响了人们获得药物的方式，即便它没有改变非处方药的输送系统，但改变了个人对自身健康的认识方式。
媒体：你认为医药行业最有魅力的地方在哪？
答：我认为是在实验室的药物研发环节。今天早上过来之前，我回顾了葛兰素史克以前的研究，当看到一种罕见病的研究结果时，几乎快让我哭了，因为针对这种疾病的药物研发是如此有效，却又如此戏剧化。你看着这些数据的时候会想到：这些患者就要死去了，或者就要丧失部分机体功能，但我们仍在探索新药，逐步改变他们的未来，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所以不论是研发新药，还是发明世界上第一个疟疾疫苗，都很激动人心。
很多事情非常困难，但只要我们是明智的，能达成共识，就可以制定出合理的商业战略，计算出价格，积极地尝试，和政府沟通，去解决这些困难。实际上，真正的困难，同时也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研发出一种新药。
电脑无法发现一种新的药物，永远不会。新药研发，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为什么人最后能击败电脑？是因为只有人类能看出一种模式（pattern），这和药物研发一样。我们有一大堆的数据，但是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能够从中看出模式。当你发现了模式，你就看到了药物。这就是魅力所在。这是整个医药行业里，最有魅力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