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纽约时报》的一则消息掀起波澜：美国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通过基因检测，得知自己未来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几率极高，最终选择了乳腺切除术。“朱莉效应”持续发酵并引发全美讨论，预防癌症难道只能一切了之?
在大洋的另一边，位于广州开发区的广州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博生物”)的科学家们给出了让人兴奋的答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让这种致癌基因“沉默”和“睡眠”，进而开辟一条癌症治疗新路。
这一幕正是广州开发区内生物医药产业“隐形冠军群”崛起的一个例证。以锐博生物的核酸药物、冠昊生物的人工角膜、达安基因的基因测序分子诊断项目为代表的最新发明，正静悄悄地改写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既定版图。
这些生物医药企业正成为新一轮创富的“掘金者”。它们隐匿在一般公众的视野之外，在细分领域里苦练内功，悄然成为各自领域里的强者。同时，优势企业持续开展内部裂变式创新和平台开放式创新，描画出一幅独具特色的创新图谱。
夹缝中耕耘出蓝海
2006年，基因沉默技术的发明者克雷格·梅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消息传遍中国生物医学界。锐博生物的产品才真正得到市场认可，公司逐步实现盈利，成为国内市场的第一品牌，占全国八成市场份额。
“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如果说这些“隐形冠军”企业有什么相似特质，没有什么语言比这句古语形容得更贴切。
2004年，基因沉默领域专家、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分子医学系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必良博士回到中国创办了锐博生物，围绕基因沉默技术开发各种科研产品和研发核酸药物。
稍有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生物中心法是指遗传信息从DNA传递给RNA，再从RNA传递给蛋白质，完成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的过程。从DNA到蛋白质形成就像“红灯”转“绿灯”，这个过程，需要特定的“信使”来传递信息、指令，而这个“信使”就是“RNA”。
在生物体内，大量信息储存在DNA中，信使RNA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能够像搜索引擎那样搜到致病基因是关键一环。如果发现基因组出现什么问题或将导致某种疾病发生，就可以通过外界一些干预(药物)让“信使”停止传递信息给蛋白质加工厂，直接将致病基因“沉默”掉或者“睡眠”，达到治病效果。
张必良表示，回国时，基因沉默技术在国内市场还属空白，但他坚信这一革命性技术将转化为临床应用，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当时，基因沉默试剂盒在国外可以卖到5000美元一套。张必良告诉记者，曾有一批试剂要出口国外，白云国际机场海关物流监控处的工作人员一边拿着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一边看着手中的报关单，十分疑惑：“这是什么药品，报关单显示出口价格竟高达2000美元。”随后，海关关长特率队到企业走访。了解到这种高科技产品后，关长当即表示这是真正高科技产品，要为企业进出口打开“绿色通道”。
然而，科研成果“上市”之路尤其是药物研发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锐博生物副总裁杨瑾文坦言，每一次临床前的试验费用动辄数十上百万元，临床试验费用更高达几千万元，而且还必须经过反复试验。
同时，团队还要面对研发失败的风险，前期投入就像“无底洞”，难以马上产出。国内的“用新”速度跟不上国外的“创新”步伐，也让团队承受着巨大压力。
她回忆道，公司投资人的想法是“产品出来就得立马赚钱，如果还需市场来熟悉产品，实在等不起”，当时心里十分煎熬。前几年几乎走遍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宣讲产品、免费赠送。“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可，但看到基因沉默技术的广阔前景，还是义无反顾地全面投入人力资金进行研发。”
2006年，基因沉默技术的发明者克雷格·梅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消息传遍中国生物医学界。锐博生物的产品才真正得到市场认可，公司逐步实现盈利，成为国内市场的第一品牌，占全国八成市场份额。今年，公司计划完成两个核酸药物临床前研究，明年申报临床试验。一旦上市，有望实现数十亿元的年销售额。
记者在走访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的生物医药企业时发现，隐形冠军企业的共性在于瞄准细分领域发力，“深耕一亩三分地”。
以国内再生医学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昊生物”)为例，耗时十余年自主研发“生物型硬脑脊膜补片及生物补片的产业化”，打破了国外进口产品的垄断地位。冠昊生物副董事长、首席技术官徐国风教授屡次提到“科研是寂寞的，是需要坚持的”，当年创业可谓“举步维艰”，曾落魄到托朋友向市场上一位猪肉贩借了20万元给员工发年终奖。
“技术牛”的“修炼术”
在研发机制上，股权奖励凸显出冠昊生物对于科研人员的重视。科研人员如果能成功地将研发转化为产品，则可得到5%的项目公司技术股权奖励。
专注于某一领域成为业内翘楚，只是“隐形冠军”们的一个维度，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在细分市场占据先机，更得益于他们对技术创新的不断探索。
以徐国风为“学术带头人”，冠昊生物组建了一支由四十多人组成的科研团队，占公司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2014年公司年报显示，其研发投入金额为2900多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15.7%。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公司用如此高投入自主研发、转化的并不多见。据悉，公司每年的科研投入高达销售收入的16%左右。
在研发机制上，股权奖励凸显出冠昊生物对于科研人员的重视。据介绍，科研人员如果能成功地将研发转化为产品，则可以得到5%的项目公司技术股权奖励。同时，公司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紧密合作，北大、清华、中大、暨大等优质高校不断为冠昊生物注入新鲜“血液”。
不仅如此，冠昊生物逐步学习西方知名的大型科技公司，在自己研发高新技术产品的同时，积极跟踪、引入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产品。
徐国风举例，北京大学的科研团队突破了世界领先的干细胞干预技术，冠昊生物即刻派人前往学校并达成产品转化权的合作意向，同步与北大合作建立一个世界领先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和产业化转化平台。“公司具备资金以及成熟生产线的优势，通过‘购买’来紧跟世界脚步，实现重大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有助于形成行业的持续领先。”
作为一家以技术创新立身的企业，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安基因”)深知停止创新就是给自己设置“天花板”。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达安基因选择了“自我革命”。
达安基因董事长何蕴韶告诉记者，1991年达安基因成立之初，承担了科技部的基因检测PCR技术攻关。随后，技术成果转化为公司的“拳头”产品PCR试剂。2011年前后，企业发展遇到瓶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项技术早已不是当初那么‘神秘’，许多企业都在做，我们的技术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公司业绩增速较缓，如果不改变的话，企业的生命将随着技术的衰落而死亡。”
达安基因创新性地构建了“创新链—企业链—资金链”三链融合机制，运用达安基因在医疗健康领域的龙头地位及资源，为企业提供生产研发等服务;利用天使投资、“互联网+平台供应链金融”等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内部孵化和外部孵化并举，围绕健康产业进行项目孵化。
“敞开平台最大好处是技术的整合。”何蕴韶说，广州开发区有一家食品安全检测的公司，过去是一家食品贸易公司。它的优势是深耕食品安全领域多年，但缺技术。“我们把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给了这个公司，该公司已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是新三板食品安全第一股。”
何蕴韶坦言，在技术的整合、更新中，他们习惯于看哪个公司和市场走得近，就去和它结合。“可以是我把技术给它，也可以是他们把技术给我，这样才能把最新的科研技术效益最大化，而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
“锐博们”的溢出效应
经过三年实践，达安基因通过内外孵化，孵育106家企业。目前2家在新三板挂牌，有1家在创业板等候，估值超过10亿的已经有5家。
冠昊科技园内，北昊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昊研究院”)成立已有一年，运行的5个项目(尚未产出)都是通过企业、高校以及资本的合作推动而来。这些项目来自全球各地，也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参与，也有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哈佛等院校的专家指导。
在广州开发区，不少发展壮大科技企业，走上了自建平台、孵化器的道路。通过内生孵化、外生孵化，令企业“独木成林”，形成了“集团式”创新。其中的代表就包括生物医药龙头企业冠昊生物、达安基因、锐博生物。
杨瑾文表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国外的顶尖技术引入国内，在创新中开拓国内市场。”在此后的发展中，锐博生物获得了诺贝尔奖得主克雷格·梅洛博士的“加盟”，建成了国内首条寡核酸cGMP生产线(即核酸药物生产车间)，填补了国内空白。
快速崛起得益于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如果说，募集资金可以通过创新的核酸附属产品得以实现，那招揽人才则是锐博一直不敢放松的主题。
求贤若渴的杨瑾文时常要到北京出差。在一次生物医药研讨会后，她偶遇一名北大博士。“她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汽车，生了孩子，坚守在北京，这是为什么?”她说，北京、上海都是海外人才回归的首选之地，其具备政治、文化、经济等资源，首先吸纳了大量的海归。而广州的海归人才主要都是来自广东省内，或者周边的省份，全球乃至全国性色彩并不浓厚。
突破人才瓶颈，锐博生物决意再造“人才库”。“锐博的特点是平台，在此之上，人才能与国际一流的专家对话。”杨瑾文说，以cGMP车间为代表，全是外国专家设计，从硬件到软件完全与欧美接轨，车间领头人是来自德国的专家。公司全职聘用这名德国核酸药物制造专家，不仅是要把控药品生产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帮助锐博培养人才，培养核酸药物制造业的中国“徒子徒孙”。
天成医疗的创始人原本是某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他在分析公司的成本核算时，发现一台医用仪器卖到全国各地后经常需要安排技术人员坐飞机去维修，成本不堪重负。后来他了解到全国的医疗企业，情况基本如此。他很快辞掉总监，建起医疗设备维修服务网站并与达安基因合作，达安基因的管理模式和创新技术均向该项目敞开和分享。
3年多前，只有七八个工程师的天成医疗就号称要有1万工程师，“我们问他说，你能做到吗?”何蕴韶当时感到不解。但到今天，天成医疗注册的工程师已经有3.8万人，全国1.6万家医疗器械公司有1.5万家在此注册。何蕴韶说，这好比“巨头”的溢出效应，通过领军者的技术和人才溢出优势，实现延长产业链和滚动创新。
经过三年实践，达安基因通过内外孵化，孵育106家企业。目前2家在新三板挂牌，有1个在创业板等候，估值超过10亿的已经有5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指出，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繁荣兴盛。
“如果张教授(张必良)及其创办的锐博是第一轮的创新，那么未来的创新也离不开‘锐博们’的带动。”杨瑾文说，锐博生物11年来培养了核酸技术人才，年轻人学习3至5年，自主创业不在少数。创新型的小微企业正在重走锐博10年前的创业之路，掀起新一波的创新效能。
全球价值链的“开发区身影”
每次国际会展都会碰到的4个国外的老对手，他们的起步都比锐博生物早。但在竞争技术水平上，锐博跟他们平起平坐，甚至与德国、日本的质量相媲美。
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中国援非团队在西非首次检测到埃博拉病毒的检验技术出自达安基因的PCR基因检测技术。
何蕴韶说，看待达安基因在全省乃至全国、全球的地位可以从一个新发爆发传染病的细节观察：从2003年SARS到之后禽流感再到去年的非洲的埃博拉、广东的登革热，达安基因在国家历年历次的新发爆发传染病中都是第一个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医疗注册证的快速检测产品企业。
去年，国家的医疗队从非洲回来以后受到了国务院的特殊嘉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是国家医疗队第一次在非洲现场、援非现场使用了我国企业自主生产的高科技检测产品检测埃博拉病毒。从国际的平行对照，一点都不输欧美的生物医药企业。
在早前举办的中加干细胞论坛上，大会主席Janet Rossant教授在会议总结中赞扬说，广州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加拿大没有像冠昊生物这样优秀的干细胞产业化公司，希望通过论坛和广州生物医药的平台进一步交流。
截至2015年3月，坐落于广州开发区的冠昊生物已获授权专利94项，例如，专门针对动物组织固定的技术已获中、美、英、法、德、澳、加等多个国家的专利授权。2008年6月，冠昊生物公司被国家发改委正式授牌“再生型医用植入器械国家工程实验室”，成为广东省首个、也是医用植入器械领域全国唯一的一家国家工程实验室。
在欧美学者看来，未来生物医药的三大机会其中就有干细胞修复或再造器官，相关的市场空间极为庞大。
北昊研究院的使命正是在于此，依托于冠昊生物的知名度，聚拢全球创新的项目，同时也汇集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专业机构和高校资源，把全球的创新研发放到了广州开发区。“机构不一定全国有名，但必定是某个专业领域的‘排头兵’。例如在干细胞研发上，我们就在美国、加拿大设点，引入硅谷、多伦多大学的产学研资源。”冠昊生命健康科技园总经理张倩称。
与冠昊不同，锐博生物从2014年初才迈出向国际市场进军的步伐。而为了走出这一步，张必良教授足足做了10年的储备。杨谨文说，全世界从事cGMP核酸药物生产外包服务公司只有5家。国外厂商有被日本机构收购的美国Avecia、美国Agilent、德国BioSpring、韩国ST Pharma，而中国的代表则是锐博生物(RiboBio)，这5家企业几乎代表了全球核酸药物CMO市场的竞争格局。
“每次会展都会碰到的4个老对手，他们起步都比锐博生物早。在竞争技术水平上，我们已经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甚至与德国、日本的质量相媲美。”杨谨文说，cGMP生产的核心是质量把控和风险管控，而锐博生物的生产设备均来自国外进口，与国外厂商同一配置。作为核酸药物CMO市场后来者的锐博生物，需要时刻关注国际市场的动向，也得参加本行业世界各地的会展和市场推广。因为中国的核酸药物CMO市场刚刚起来，主要市场还在国外。
创新是这里的基因，引起的聚合反应源源不断。下个月，生物医药产业“隐形冠军群”将迎来新成员——金域检验，以国内第三方医检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孵化平台有望在生物岛“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