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仍然不十分清楚，临床上IBD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IBD病程迁延反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耗费卫生资源。虽然传统药物如5-氨基水杨酸(5-aminosalicy lic acid，5-ASA)、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仍是目前治疗主流，但是大量有关发病机制的研究以及循证医学的发展对IBD的治疗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IBD的治疗正步人免疫调节的生物学时代，多种新型生物制剂的涌现为IBD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和选择。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广义上包括各种的肠道炎性疾病，一般来说是累及回肠、直肠、结肠这些的都可以叫炎性肠病。一般表现为腹泻、腹痛，甚至可以出现血便等多种情况。IBD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已知肠道粘膜免疫系统异常反应所导致的炎症反应在IBD发病中起重要作用，认为这是由多因素相互作用所致，形成肠道炎症的病变有很多种，有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寄生虫感染、环境因素、精神因素、遗传因素，还有一些自身免疫病的原因，，其中，免疫因素在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中尤为重要。临床狭义上炎症性肠病（IBD）主要指，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有新观点认为，这两种疾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某些基因型方面有所重叠，如CC 趋化因子受体（CCR），两种疾病所表达出的CCR 存在不同的基因位点。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病因未明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性疾病，属于肠道器质性病变，近年在中国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流行病学资料显示，IBD在不同国家、地区、种族人群中的发病率不同，有显著的地域和种族差异。IBD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为欧洲和北美，但是在过去的50年间，欧美IBD发病率趋于稳定；随着近十几年生活水平的改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IBD发病率则呈明显的增高趋势。炎症性肠病在西方国家相当常见，溃疡性结肠炎在欧洲和美国的发病率为10/10万～20/10万，克罗恩病的发病率为5/10万～10/10万。近20年来我国IBD的病例迅猛增加，国内有学者分析了1981年～2000年国内文献报道的10218例UC患者，结果表明，20年间病例数上升了3倍。中国IBD协作组对1990年～2003年间IBD住院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的结果显示，IBD住院患者呈逐渐增加趋势，粗略推测UC患病率约为11.6/10万，CD约为1.4/10万，实际病例可能更多，增长情况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相似。国外UC 发病率低于CD，然而在我国UC的发病率却是高于CD，同时还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炎症性肠病已成为我国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和慢性腹泻的主要原因，且患者多为青壮年，因此日益受到重视。
维持患者的临床缓解及肠镜下的黏膜愈合是IBD治疗的主要目标。在IBD药物治疗方面，目前主要有三类经典药物，它们分别为：5-氨基水杨酸(5-aminosalicylic acid，5-ASA)、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目前仍是药物治疗的主流。大量关于IBD发病机制的研究以及循证医学的发展对治疗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IBD的治疗正步入免疫调节的生物学时代，治疗IBD的生物制剂主要包括促炎细胞因子抑制剂、抗炎细胞因子、细胞黏附分子抑制剂、T细胞抗体等，这些制剂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IBD的治疗，开拓了IBD、尤其是重症难治性IBD治疗的新思路。另外，基于肠道微生物在IBD发病中的关键作用，人们开始认识到一种古老的方法――粪菌移植（FMT）亦可用于治疗IBD。
数据显示，目前共有77个上市药物可用于治疗IBD，处于临床阶段的IBD药物有235个，其中无进展报告的IBD药物113个；明确停止研发的IBD药物共有27个，几乎所有的国际制药巨头都涉足了IBD治疗领域，这也说明IBD治疗领域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
慢性肠道内炎症是炎症性肠病（IBD）的特征，其潜在致病原因和机制是复杂的。过去二十年内的发现开发了新的治疗药物，在病情缓解的诱导和维持方面有显著成效。对IBD最流行的方法是针对剩余或过度活动的自适应免疫系统使用生物制剂，如抗肿瘤坏死因子（TNF）α单克隆抗体。虽然抗肿瘤坏死因子-α制剂对很多病人的治疗是成功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达到缓解，甚至有些接受治疗的患者最终会失去他们的反应。
发展IBD新制剂是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目前感兴趣的领域是针对自适应的免疫系统，通过促炎细胞因子的阻断、抗炎细胞因子的管理、T细胞刺激和T细胞凋亡诱导的阻断，来增强内在的免疫系统，预防血管内皮的白细胞浸润，以细胞为基础的治疗方法来刺激或替换异常的免疫细胞。
我们相信，随着对IBD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不断会有新的生物制剂涌现，IBD的药物治疗必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大部分的临床药物治疗方案及指南都来自欧洲及北美国家，由于亚洲人群具有一定的体质异质性，同时IBD本身的复杂性，因而我们应强调的是在选择治疗方案时仍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虽然近年来新的生物制剂和治疗方法不断出现，但对IBD治疗成功率并无明显突破，如何提高激素抵抗型患者治疗成功率，深人理解IBD发病机制并找到特异性更强的药物或方法，仍是临床和药物研发尚待解决的问题。显然，针对IBD，我们需要更多临床药物和治疗方法，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