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舆论分析了廉价救命药“一药难求”的本质原因。国家限价，企业多项成本的上涨(包括原料、人力、物力成本)利润被挤压被迫停产低价药;以药养医，医院首选高价药;国家廉价药保障制度落实不到位。面对这样令人震惊的新闻，许多人在指责生产厂家没有道德的同时其实也应该理解企业，开个公司办个厂容易么?除了交税还要养活职工，长期亏本或者利润太低的生意，谁会去做?分销商怎么会愿意备货?如何破解这样的问题让廉价药能再次复活呢?
取消部分药品政府定价
为应对经典廉价药消失情况，2014年6月，卫计委发布《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采购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确保常用低价药品的供应;而从今年6月1日始，发改委取消了绝大部分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廉价药断供跟限价有着离不开的关系。廉价药存在两种，一种是大众药，一种是小众药。对于大众药而言，即便限价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薄利多销，同样可以产生足够的利润，吸引药厂生产。譬如“维C银翘片”;另一种廉价药则属于小众药，几乎出现断供的都是小众药，对特定疾病有特效与奇效，但特定疾病却并不多发，不仅药厂极少生产，医院也由于使用量少而不备货。譬如 “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 ”、“放线菌素D”都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药物，正因这类药品用量小、利润薄，所以国内几乎没有厂家生产。企业终究要逐利，如果光讲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而让企业做赔本买卖，企业如何生存呢?
建立此类药品储备制度
对于药品这种特殊商品而言，光靠放开限价还不够。譬如小众药，要把价格拔高多少，才能带来“心动的利润”?对临床必需、不可替代、用量不确定、企业不常生产的药品及罕见病用药，可以建立国家储备制度，或以省、地区为单位建立此类药品的储备制度。一则解除医院因用量少、易过期而不愿储备的后顾之忧，二则有利于整合资源，跨省调配。也可以利用医保的杠杆，对相关药企下达不可替代类廉价救命药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作为其药品进入医保目录的前置条件。
设立“药物储备”制度，换而言之就是让政府兜底，政府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企业生产、储备一些用量不确定、企业不愿生产的救命药，以应对临床急需。“药物储备”在我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保证灾情、疫情及突发事故发生后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紧急需要，我国于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建立了国家医药储备制度。地方层面，江苏省也出台了《江苏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方案》，在南京、徐州、淮安和泰州建立四个省级短缺药品储备点，保证短缺药品的有效供给。当然，“药物储备”制度同样面临一些问题，例如行政介入整个药物生产全链条成本较高、药品价格比药价管控下还要贵、因用量不确定性难免造成一定浪费等等。
财政补贴 对企业有力支持
政府应对一些小众的廉价药的生产进行专项财政补贴，避免纯市场运作下的“无利性淘汰”。小众廉价药，药企生产积极性不高，医院需求量不足，患者也不是很多，这类药品没办法完全靠市场来调节，只能靠政府之手予以兜底保障，在一些特定疾病发生时能及时作出反应，建立有效的流动机制。这也免却了病人为药品紧缺而心忧焦虑，或者没有低价药而不得不花高价钱的困境。
加强监管 完善医药市场评估体系
在监管方面，相关部门需补齐的监管不足有很多。比如取消“以药养医”体制、杜绝医药回扣等。具体到廉价药，高达300多种医院廉价药缺口，监管部门完全可要求公立医院不可以对患者说“真没有”这些廉价药，也不是“可以有”，而是“必须有”。因药企过度趋利造成的廉价药频频断供，其对公众健康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假药泛滥。
此外，药企生产的药品，能否适应医药市场需求，应该作为评价医药市场是否有序、规范的重要标志。相信只要药企真心实意兑现做“良心药”的承诺，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撑、适度调节及强力监管，廉价救命药频频断供的难题应该不难破解。
为激发市场活力和药品保障供应而启动的新一轮药品价格改革(国家取消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可以避免低价药陷入“限价死”的怪圈，使生产商、销售商和消费者三方均受益，让物美价廉的药品不至于被市场淘汰，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价格改革和国家财政补贴来引导企业恢复生产，再凭借药品储备制度的保障，和多方有力的监管，足以为廉价药再次复活扫清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