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制药领域，制药企业之间的收购及项目许可（in/out license）加速了开放式创新研发模式的流行。但是，麦肯锡研究过去十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这种方式对公司来说效率很低。
现在跨国制药企业传统研发模式的光环似乎正在褪去，但“IP+CRO+VC”模式真的是解药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怎样的开放式创新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这是一个没有唯一固定答案的问题，但肯定是有脉络可循的。”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杨青如是说。
近一年来，开放式创新的案例在中国不断涌现。比如近日刚刚宣布的强生亚太创新中心与药明康德的合作，还有再鼎医药与赛诺菲及BMS，北海康成与德国APOGENIX GmbH公司等。
强生和药明康德可谓开放式创新的成功代表，记者有幸采访到杨青和强生亚太创新中心总裁吴冬。作为合作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对开放式创新都有实战经验，并各有独到思路与策略。
吴冬（强生亚太创新中心总裁）：关注与强生研发线匹配的早期项目
强生创新中心近日宣布与药明康德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将在双方人才、设备及资金等领域的资源和能力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甄选创新医药制剂和健康消费品的早期研究，帮助创业者在中国建立以资产为核心的研发企业，推进研发的产品和项目进入全球市场。
“合作双方除了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以外，强生全球制药部门的科学家可以提供各个疾病领域的专业意见，药明康德则提供一个开放性技术平台。”强生亚太创新中心总裁吴冬表示。
“我们更关注与强生研发管线匹配的早期创新研发项目。从宏观上希望能促进业界对早期项目的投入，因为5～7年后可能会有几家公司成功被收购，科学家可以自己开新公司，失败公司也可以二次创业，如果每一轮都有几家成功公司诞生，由学术、研发、产业、投资、政策等各个环节构建的创药研发生态系统就能逐渐建立，波士顿当年就是这么起来的。”吴冬进一步解释。
根据合作协议，强生创新中心和药明康德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在创新医药制剂和健康消费品领域具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潜力的早期开发、研究，少数项目可能来自国内，更多的是通过双方的全球网络找到愿意回国创业的创业者。接着，双方会为创业者提供一定量的资金，在6～9个月内做一个关键性试验来初步证明该项目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可开发性，如果结果是积极的，强生创新中心和药明康德会继续投入，也会帮其引入更多不同类型的VC将项目持续推进下去。
“强生希望这些早期项目最终可以转化为资产进入强生全球的研发管线（pipeline）中，因此我们更关注肿瘤、免疫疾病、神经疾病、传染病以及代谢疾病领域的项目，即与强生研发线相匹配的项目。”吴冬表示，创业者从与我们合作起，药明康德就可以为之提供CRO服务，这保证了关键性试验及后续研发的效率和质量；强生提供的是研发过程中的学术支持，创业者可以与强生顶级科学家一起讨论试验方案、研发决策。
“当然，最终的决定权归创业者所有，强生甚至能帮助创业者做商业计划书，这就相当于创业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公司却处于强生的研发网络之中，能借用跨国药企的诸多资源。”
吴冬指出，这种模式既汲取了大公司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又能保持小公司的高效特质。
杨青（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开放式创新的三层境界
员工人数超过1万人的药明康德搭建了一体化新药研发服务平台，业务范围已经从化学合成、筛选，延伸至生物药研究开发生产（CDMO）、基因测序和基因组学、细胞及基因治疗生产、临床试验CRO、医药风投基金等，在开放式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杨青博士拥有辉瑞、阿斯利康等跨国制药企业研发工作经验，在他看来，开放式创新分为三层境界——
通常是指资源、资金和技术能力的开放。无论是国内外企业，还是大小型公司，都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来推进项目，如果在一个开放式环境中，项目资金的来源可以多元化，创业者可以将研发生产平台企业、CRO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实验室等不同机构的外部资源和技术能力连接起来，编织出适合自身需求的个性化研发网络，甚至无需租赁办公室、建立实验室、购买仪器设备或试剂，就将项目往前推进。比如一家从事孤儿药开发的美国公司Callidus，就是“虚拟研发”的典型案例，全公司只有2位科学家以及1个兼职财务，全部试验都在药明康德的研发平台上开展，成立18个月后被同属罕见病药物治疗领域的公司Amicus以最高1.3亿美金的价格收购。
除了项目执行和资源层面，更具意义、难度更大的开放是吸纳外部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就是在驱动项目的决策和判断过程中有一定的开源成分。有的科学家习惯于封闭式项目管理和决策，不愿意让第三方来干预自己的决策；而有魄力和胸怀的科学家非常乐意与疾病领域医学专家及同行交流，从项目的科学假设、项目设计及开发战略上博取众家之长，根据竞争环境、市场需求和科学发展调整自己的项目决策，这种开放的心态有助科学家做出更高质量的决策。
第三个维度的开放式创新是跨界。首先是地域的跨越，以药明康德和强生创新中心的合作来说，起源于欧美的项目可以在亚太范围内推进，创业者可以借助外力来适应各国的监管法规。其次是技术的跨界，自然也包括基因组学、大数据、移动医疗等新技术与新药研发的融合，当科学家有一个好想法，可能是新机理、新靶点，但不一定对基因组学、大数据和新一代临床伴随诊断技术熟悉，通过整合将跨界的资源通过技术和能力平台“混搭”起来能使项目进程如虎添翼。
无论身处大药企还是小药厂，科学家所能接触的案例和积累的经验往往局限于个人的职业经历，而药物研发是一个实操性特别强的领域，很多知识无法在教科书汲取，开放式创新会极大地丰富研发产业链。杨青给记者打了个比喻：“如果将小苗圃里的一株小苗移植到大棚里，大棚各个方面的环境与小苗圃截然不同，这必然带来新的挑战，但也会产生新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