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外企产品在品质和创新性方面仍具有明显优势，人口老龄化、慢病普遍化、基层市场放量、医保（尤其大病医保）的广覆盖部分对冲外企现有市场份额的下滑，所以外企中国区未来不会出现普遍的大规模裁员 。
医药行业历来以高技术、高利润、高增长出名，裁员这样的事似乎很少听到。当经济全面放缓，政府也无法负担日益老龄化带来的飞涨医疗费用，对药费开支就可能拧紧水龙头。屡受敲打的医药行业会不会相应采取包括节支减员等紧缩措施，成为从业人员关心的话题。
由于国内药企普遍使用外包代理商做推广，公司正式员工数量信息不透明。本文主要分析外资药企的裁员可能性，并与国外情况进行对照。
国外裁员趋势
大型外资药企近5年在国外进行了大规模裁员，作为上市公司，只要有重磅产品临近专利期，或者某重要新药研发不成功，公司都会迅速裁员，提交给华尔街一份满意的年报、半年报，辉瑞、默沙东、GSK、礼来和阿斯利康都深谙此道。
以阿斯利康为例，其员工总数从2010年的6万直线缩水到2013年的4万，核心因素就是因为耐信和思瑞康等拳头产品专利到期。鉴于新药研发的高失败率，GSK研发部门索性建立DPU体系，灵活组合研发人员，项目不再继续，则成员全部解散。如果不能在内部找到新的项目组加盟，员工就自动下岗，自谋出路。
裁员减支也是药企间并购的主要动机之一，如近期Allergan和Actavis合并可能裁减1500人，曾经谣传的辉瑞与阿斯利康合并，辉瑞CEO就公开放话，并购后会大量裁员。
药企在国外的裁员往往以研发部门为主，而不是营销部门，因为营销部门人员早已下降到低位，美国医药代表高峰期有14万人，现在只有不到7万。欧洲的医药代表规模也在欧洲药品降价和仿制品替代法案推行后减少了近一半。成本控制和互联网代替医药代表是药企营销人员减少的主要原因，诱因则是医院对药企人员的拜访限制和医生不愿意接受药企推销人员。
研发人员削减的数量看似可怕，实际药企内部有大量的合同制员工可供随时增减，再加上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或雇员保护法案，长期雇员的工作稳定性还是很高的。另一种裁员趋势是，公司把员工整体转移给研发外包商，如罗氏把临床项目执行团队全部剥离给昆泰，GSK和礼来选择外包给精鼎，诺华选择了RPS等等。被剥离的员工虽然暂时逃脱了失业危机，甚至薪水不变，但以前大药企众多的福利和轻松的工作就一去不返了。
另一个有趣的趋势是，大药企在裁员的同时，中小研发型药企如Gilead、Celgene和Shire却在疯狂扩张。这是因为虚拟研发的日益盛行，中小药企在全新机制的早期discovery上的效率远远超过大药企。
东方不亮西方亮
外企中国业务过去长期快速增长，拜耳、阿斯利康、诺和诺德的中国区都成为公司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过去一直与裁员无缘。然而，从2013年开始的行业合规整顿使外企真正意识到中国区的运营风险，加上今年2季度以来，几乎所有外企的销售增速都降到个位数，未来面临的降价压力与日俱增，外企裁员已经箭在弦上。
过去，外企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属于长期战略型，能忍受一定时期的亏损。当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外企会更看重利润，而不会盲目维持员工规模。不算销售推广费用，外企维持一个销售代表的综合成本至少每年40万元，因此对多数产品而言，代表年销售额低于100万元就有被裁减的危险。
当然，由于外企产品在品质和创新性方面仍具有明显优势，人口老龄化、慢病普遍化、基层市场放量、医保（尤其大病医保）的广覆盖会部分对冲外企现有市场份额的下滑，所以外企中国区未来不会出现普遍的大规模裁员。人员总数稳定但结构性调整会很常见，尤其是销售团队。例如GSK中国在2014～2015初裁员后，又开始新员工招聘，毕竟中国市场的体量和成长性是任何药企都无法忽视的。
笔者预计，外企销售组团队会有一定缩减，尤其是招标降价严重的产品线和省份。因为药企在营销合规后，活动数量减少且形式更单纯，也不需要大量代表做贴身服务。同时，移动医疗和数字化营销的兴起，让传统代表的“人海”战术失效。另外，互联网和通信技术进步，可以减少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实行扁平化管理，因此这部分人员也有失业之虞。
另一方面，药企会增加医学、政府事务部门的人员配备，国内药企的营销升级可以吸纳部分外企分流人员。总体而言，外企人员就业将呈现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状态，只要能干、愿干，在哪里都能发亮。
未来，中国经济难以复制过去20年高速增长的时代，医药行业不可能不受影响，但作为朝阳产业仍然处在所有制造业的前列，所以认为“药企工作是铁饭碗”，或认为“药企会步入血雨腥风时代”的想法都不可取。药企一定会在近几年进行人员结构调整，甩掉不能跟上行业形势和企业发展的人员，不断提升和引进新时代人才，各位小伙伴可要准备好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