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网7月27日讯
时代周报：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层面的医改新政发布频率明显较前一年有所提高：鼓励社会办医，商业保险介入，解禁处方药网售等。2015年5月19日，《中国制造2025》亮相，明确将“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产业提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否意味着此前一直以公益为主导的医改正在向更为市场的方向转变？
李玲：医改是改服务体系，我们的医疗服务体系要恢复的是它的公益性，而医疗耗材、器械医药是生产领域，从来就是市场化的，所以这不是市场化和公益化的问题。应该说，国家的医改层面越来越深入了。过去只是说取消零差率，但是没有看到中国的现状就是我们被锁在了低端，就是靠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成为世界加工厂，生产的都是低端产品，辛辛苦苦赚的一点血汗钱都换去买高价的进口医疗设备器材了。
如果我们的耗材、我们的器械、我们的药品还像目前这样子走下去的话，中国人看病永远是贵的。现在医改涉及医疗器械，就是要使它成为国家战略，国家以此保障老百姓的健康。市场和政府从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
时代周报：2015年被定为我国医疗器械的政策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早在去年就已启动优秀国产医疗设备遴选工作，提高国产医疗设备的采购比例。面对高端设备靠进口、中低端都出口的中国医疗器械生产现状，你怎么看？
李玲：医药和医疗耗材设备都是全球利润最高的行业，平均利润在20%。国内在这一方面确实非常差，几乎高端的都要进口，进口的价格又不是太合理，就是我们进口的价，这也是这些年为什么老百姓看病贵的原因。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但是就是没有谁组织来和西门子、飞利浦、通用去谈谈。国内医院都是一家一家被各个击破的，付的价格是世界最高的。
时代周报：医疗器械与药品是医疗的两大重要手段，在全球市场，器械和药品的消费额比例大约为1：1，而我国的医疗器械消费仅占到药品的约14%，被概括为“消费额比例严重畸形”，器械在医疗中的消费额比例究竟多少合适？你如何看待医疗器械这一块在整个医疗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李玲：这其中并没有什么通用的规则，欧洲和美国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则就是“合适”，光说药和器械的比例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应该在保证老百姓能够看好病的基础上，合理地使用药，合理地使用器械。但目前我们国家是畸形的，“以药养医”造成了用药过度。但在医疗器械设备，我们其实不需要再投入了，我们的器械现在早就赶英超美了。正是医院之间的竞争导致了高新设备的竞赛，导致中国的高新设备太多甚至滥用了。
时代周报：进口医疗设备价格昂贵，是中国人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你说过，现代医疗的问题，是“忽略生命的整体性与自愈能力，完全靠外部的力量，靠仪器、靠设备、靠药物，靠手术”。中国人是否夸大了医疗器械在治病救人过程中的作用？
李玲：也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些年确实对高、精、尖的医疗设备比较迷信，其实全世界都对医疗设备的准入有严格的监管，有多少人口就应该配置多少CT核磁，这是有规定的。我们现在其实没有人管，就是在过度地使用高新科技，从而导致一些问题。
时代周报：去年3月21日，国务院公布了新版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鼓励技术创新，放宽对医疗器械研发的要求。有媒体据此认为中国医疗器械开始进入最好的时代，
“新医改将带来8万亿蛋糕”。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李玲：我赞成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国产医疗器械设备生产。但是呢，同时又要注意：不要再变成一哄而上，大家都来抢这个“蛋糕”。这是医疗器械设备领域，你看全世界也就那么几家。在中国，其实应该重点扶持一些龙头企业，不要动不动就一哄而上，恶性竞争的后果就是谁也上不去。
时代周报：政府招标价是导致进口医疗器械价格虚高的根本。你曾经具体谈过医改过程药品的招标问题，建议采取新的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即“一种药只招一家，以市场换量”，不允许医院二次议价。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医疗器械设备的购买？这样的采购制度会否催生“高定价
大回扣”的副作用？
李玲：政府招标是导致进口医疗器械价格高的一个原因，但是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个原因。过去没招标贵，现在招了还贵。我们现在的招标都是假标，就报一个价，然后买不买你的，根本不知道，所以医院还要再选二次公关、三次公关。
如果我们在卫纪委里面设一个部门，像香港、日本、英国那样，统管全国的医疗器械购买，进行量和价的挂钩，高定价、大回扣的问题就不会存在了。“一种药只招一家，以市场换量”这个说法，是我当时在研究安徽基层医疗模式的时候提出来的，如果推广到全国，当然不能只招一家了，因为要满足患者多元化的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需要量和价挂钩。
其实从新医改以来，我们一直在呼吁，中国昂贵的器材耗材其实是老百姓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不光是药，但一直就没有人管这个事，倒是一些地方上有一些探索。一个是加快国产化，还有一个就是高档耗材器材应该在国家层面上去集采。例如江西省，集中招标采购，最后以国际价格的40%左右购买了某知名品牌的设备。这些经验非常值得在全国推广。
回扣这个问题并不是医生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政府的问题，就是政府根本没有承担办医院和管医院的责任。医生，作为一个高技术的职业，本来是可以拿到体面的收入的，但我们非把他们逼成了卖药的、卖耗材的。国家应该来管这个事，国家并不是花不起这个钱，而是没人来管。国家应该赋予卫生部门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责任。
时代周报：深圳前海日前推出万福康商业模式：凭借海量体检的大数据库搭建智慧医疗入口平台与医院合作，给医院提供客户资源，医院则进入万福康商城给客户或医院选配合适的医疗器械。你如何看待这种目前炒得火热的“互联网+医疗”模式？此种模式会否增加你一直强调的医改中的“公益性”？
李玲：这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并不能解决医改回归公益性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手段，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涉及到个人的隐私。
时代周报：你一直强调政府主导医改，认为医疗不能放任于市场，但仅以医疗器械为例，目前一片倒地在喊“并购”、讨论如何吃下8万亿蛋糕，讨论如何更加市场化。在你看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给医疗保障体系带来了什么影响？
李玲：政府是老百姓最好的保护者，如果医疗的问题连政府都不做，那要老百姓给你交税干吗？金砖五国里，除了中国，其他国家都是免费医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看个病跟吃饭一样，想去哪到哪，想怎么看怎么看。说到底，政府一定要主导，公益性是医疗的本质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