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医疗机构合理用药规定，充分发挥药师作用，引导医务人员尽量用价廉质优的药品，能用便宜的不用贵的，能用仿制药不用原研药，鼓励常用低价药品的使用。”
日前，国家卫计委等八部委出台了《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就此国家卫计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表达了如上观点。
由此引发的关于仿制药较原研药之间的质量差异、副作用增加等话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真实情况究竟为何，仿制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如何保障？请教多位学者，获得的一致意见为：只要仿制药按照标准生产，和被仿制的原研药具备生物等效性，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毋庸置疑。
“‘能用便宜的不用贵的，能用仿制药不用原研药’的表述是恰当的，不应当引起误解。这里所提倡的选药方式符合医药工作者一贯倡导的合理用药原则，也是落实国家基本药物政策不可或缺的工作思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曾繁典分析说，“当下，我国破解看病贵这一难题，必须提倡这些行之有效的合理选药原则。”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陈代杰亦表示赞同：“仿制药是世界各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法宝。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仿制药，很难想象这个国家的政府和老百姓如何保障自身的安全感。”
制造大国欠研发
我国是一个仿制药的制造大国和使用大国。目前，我国有制药企业3600多家，可以生产化学原料药近1500种、50万吨左右，“几乎全部都是仿制药”，陈代杰介绍。
我国同时还是仿制药出口大国，2012年我国原料药出口金额为227亿美元。就抗生素原料药而言，2010年共生产21万吨，其中3万吨用于出口。
据介绍，国内仿制药的应用状况大致是：国产仿制药与国外进口、国外在国内的独资或合资制药企业的仿制药平分秋色。我国基本药物目录收载的绝大多数药品均为国产仿制药。曾繁典介绍说，正是由于我国医药界坚持多年的努力，有一批合格仿制药生产上市，才能保证我国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
尽管我国还没有达到仿制药强国的地位，但是，这些年来我国生产的仿制药原料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很多产品不仅具备成本优势，且具备了产品的质量优势”。陈代杰举例说：“如我们国家生产的抗耐药菌抗生素万古霉素，其产品质量达到了世界最优：美国药典的万古霉素有效组分的含量，根据中国药典的标准，由原来的88%提高到93%。”目前，我国生产的万古霉素已占世界60%左右的份额。
但是，相对于原料药的制造水平，我国的药物制剂生产水平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存在诸多瓶颈：如品种少，规格单一，质量差;新型药用辅料研发不足，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以及药物制剂的生产设备不足等。2013年，我国对美国出口西药制剂为1.2亿美元，仅是少数几家企业的少数几个品种。
打破“共识”
仿制药的疗效和安全性比原研厂的差，这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进而对仿制药的发展起到了“隐形的伤害”。
“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共识’并非‘空穴来风’，但也绝对不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共识’的背后可能还有各种非技术因素，因为至今还没有大样本临床真实世界的研究报告。”陈代杰说。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客观、科学地研究和评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3年2月公布了《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的通知》，旨在利用现有的评价方法，经过评价后淘汰劣于原研药的仿制药。
“正是仿制药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医药界的重视，才有了现在对仿制药有计划、分批进行的一致性评价，重点放在2007年以前上市的仿制品，着重发现并淘汰不合格品种。”曾繁典说道。这项上市药品再评价的工作，正在扎实进行，曾繁典相信其必将推动我国上市药品质量的总体提高。
但陈代杰分析，就目前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药物一致性评价方法和工作方案》，能否消除质疑者已经形成的“共识”，能否提高企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仍有待观察。
而最为让人信服的一致性评价，是要对上市药品进行临床“真实世界”评价，而这样耗时、耗资、耗力的一致性评价由政府来承担显然过于繁重。因此，陈代杰认为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需要调动企业积极性，以获得令人信服的评判结果，并让他们能够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获取利益。“这种‘正向’的一致性评价，更有利于带动整个仿制药质量的提升。”
“中国的药物生产正处在爬坡阶段。”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宋瑞霖说，“对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说明，中国正在不断提高仿制药水平，包括标准水平，努力向国际靠拢。”
遵照标准缩小差距
“仿制药可作为原研药的替换品，是以仿制药和被仿制的原研药具备生物等效性为基础的。”曾繁典介绍了临床药理学的基本常识。
在强调仿制药和被仿制原研药之间具有药学等效性(活性成分相同、含量相同、剂型相同、质量标准相同)的基础上，药品监管部门及药品生产企业经人体生物利用度试验，证明两剂型具有生物等效性，即两制剂中活性成分吸收进入人体的速度和程度相当，即可认定这两种药品可互换使用，并可获得相同的疗效和安全性。“世界各国均以此基本原理进行仿制药的研发工作。”曾繁典强调。
“无论是仿制药还是创新药，无论是化学合成药还是中药或生物技术药物，国家在其研发、生产、销售和应用等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规范。”陈代杰认为，绝大多数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值得肯定的。
而对于某些仿制药在临床上存在的“形是实非”或“形是实差”的问题，陈代杰表示：“药物的生产过程应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保证仿制药与原研药的一致性，缩短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差距。”
宋瑞霖也认为，“仿制药与原研药相比，由于不同药企内控标准的不同，也容易存在质量差异”。但他同时指出，早在上世纪末，我国有计划开展对药品研究、生产、流通等环节实行质量管理规范的认证制度，从药品生产全过程加强药品质量安全控制，这些措施使得我国仿制药的研制水平得到了提升。“这是我国具备提供优质仿制药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物质基础。”
曾繁典始终坚持，不能笼统地认为原研药一定优于仿制药，仿制药疗效一定不及原研药，这样的说法并无事实根据。“具体药品要作具体分析，每一个结论都应有充分的循证支持，这是我国医药界应做的实事。”另外，市场经济前提下高度竞争的医药行业，必须要调动企业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