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对外资医院准入条件的日渐放宽,越来越多的外资医院开始进入中国的医疗市场。然而,受制于中国政策、观念、投资环境等条件,不少外资医院在进入后发现,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容乐观。而相对边缘化的外资身份,又使其在面临生存困境时难以得到主管部门和业界的关注和扶持,不少外资医疗机构为此萌生退意。
拉郎配闹剧引来八年混乱
爱德每亩568万元的地价创下了中国医院土地出让价格之最。”江上拿出一份份外资和民营医院的土地出让合同复印件来佐证她的说法,“如此高的地价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医院无法承受的。”
2002年,杭州市为了解决城北没有综合性医院的难题,在一块空置多年的政府规划卫生用地上,专门面向外资引进了一家医院杭州爱德医院。然而主管部门拉郎配的一纸“婚约”,却使中美合作的爱德医院陷入长达八年的混乱。
医院董事长江上对记者介绍,按照当时卫生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的《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中方在中外合资、合作医院中所占的股权比例或权益不能低于30%。为此,杭州市卫生局专门指派了当时杭州最具资金和技术实力的公立医院杭州市中医院作为中方机构参股。
然而,杭州市中医院却将合作看成是烫手的山芋,既不愿出资、也不愿介入管理。“当时市中医院没有领导愿意挑担子,非要医院班子十多个人全部聚齐、两位中方聘请的专职律师到场才肯启动谈判,约谈一次至少要一个月,而且只愿享有股东的权益而不肯承担股东义务。”江上说。
随后,这场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婚姻”彻底演变成一场“拉郎配”闹剧。
记者从爱德医院提供的医院大事记上看到,从2002年9月双方第一份合作意向的签订到2004年6月11日签订正式合同,历时21个月之久。市中医院将卫生局划拨到其名下的土地进行商业评估,并以此作价1881万元;至于剩下的759万元,则要求外方将未来医院建成后的利润款先打给中方预交。就这样,市中医院未掏一分钱,就成功获得了爱德医院30%的股权。
期间,爱德不断地向杭州市主管部门和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递交用地优惠申请,希望能够按照杭州市最初引资时“按医疗用地价格出让土地、出让金部分减免”的承诺,对土地价格以及后续需要支付的级差地租费、大市政配套费等进行减免。
“北京北大国际医院的土地转让价为25万/亩,南京明基医院土地转让价25万/亩,苏州九龙医院土地转让价全部减免,政府每年再资助1000万元人民币……爱德每亩568万元的地价创下了中国医院土地出让价格之最。”江上拿出一份份外资和民营医院的土地出让合同复印件来佐证她的说法,“如此高的地价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医院无法承受的。”然而让她感到沮丧的是,这些报告最后几乎都没有下文。
在经历了中方合作者的极度不配合和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双重打击后,外方投资者已元气大伤。2009年,总投资3.5亿元的爱德医院历尽磨难终于建成,并于2010年1月19日正式开业。第一年,这家按照三级综合性医院标准建造、规划病床300张的医院每天的门诊接待量仅十多人,住院病人也很少。医院从国内二线城市高薪挖来的150多位医护人员工作量极度不饱和,医院直接运营亏损高达3000万。为了弥补亏损,医院甚至违规将一个楼层的病床租给一家公立医院使用。
“和来时的初衷完全不同,现在想着就是怎么活下去。”江上无奈地说。
院长换了一切都变了
“这是典型的人走政息,院长换了一切都变了。”韩凯义愤填膺,“中方强行关闭了中心,撤回了所有中方人员并安排到自己的眼科工作,贴出告示,撬走中心铭牌,派专人把守、引导,将中心的病患资源全部抢到其违约设立的眼科,致使中心陷入停业状态,无法正常经营。”
杭州浙益眼科诊疗中心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前10年,中外双方配合默契,经营情况良好。然而仅仅因为中方合作医院换了一位负责人,中心却面临濒临倒闭的绝境。
杭州浙益眼科诊疗中心设立于1995年,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国际商业咨询公司(IBC公司)与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共同组建的中外合作专科门诊部。双方约定,中心设在浙一医院内,中方不再设置与中心业务相竞争的项目。
董事长韩凯对记者介绍,合作的前10年,中美双方配合默契,浙一医院不仅按照合同撤销了原眼科,还将原眼科的全部工作人员派遣到中心工作。而IBC公司则邀请公司董事、在美国享有很高声誉的眼科专家马丁博士作为技术顾问。他不仅亲临中心开展手术和技术指导,还接受中心派去的技术人员在他自己拥有的美国当地一家著名的眼科中心培训。当时,中心甚至引入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植入性角膜接触镜技术用于治疗高度近视,成为中国国内第一家拥有该项技术的医疗机构。“中心设立以来,门诊及手术人次逐年上升,一些诊疗项目已达到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水平。”韩凯说,到2004年,中心一年有约12万病人,营业收入近5000万,利润总额高达924万多元。
然而,伴随着浙一医院高层管理者的更迭,合作却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折。2005年,中方突然在院区的八楼和九楼设立了由浙一医院独立运行的眼科,并在其新收编的城站院区保留了眼科。
“这是典型的人走政息,院长换了一切都变了。”韩凯义愤填膺,“中方强行关闭了中心,撤回了所有中方人员并安排到自己的眼科工作,贴出告示,撬走中心铭牌,派专人把守、引导,将中心的病患资源全部抢到其违约设立的眼科,致使中心陷入停业状态,无法正常经营。”而中方则认为,中心以纯粹的盈利为目的,且不重视科研,直接导致该眼科收费远高出其他公立医院,并引发医院在省内眼科学术地位的明显下降,损害了医院的声誉。
双方各执一词,最后按照合同约定申请仲裁。然而让韩凯感到不解的是,虽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最终仲裁认为中方违约并应立即停止违约行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下达了执行通知书,但中方的违约行为至今仍在继续。
对外资医院的进入充满敌意?
江上说,八年来的混乱让她心力交瘁并心生退意。“不是因为舍不得高达3.5亿的资金和付出的心血,我早就放弃了。”多年旅居海外的韩凯表示,“如果现状不能改变,中国的医疗市场未来不会有人投资。”
爱德和浙益投资环境不容乐观,生存困境无人关注的现状,是目前国内不少外资医院的真实写照。业界人士分析认为,政府和中方企业缺乏诚信度和公信力、投资环境尚不规范、政策缺乏延续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法律意识淡漠等,都是造成目前国内投资环境欠佳,影响、打击和制约外资医疗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并顺利成长的重要原因。
江苏吴江市政府分管卫生的周副市长志芳说,目前的确存在我国一些地方的官员因为政绩的冲动而引外资的现象,为了促成外资的进入,简单生硬地“拉郎配”、搞配套。此举没有充分考虑双方是否存在合作的基础和诚意,对事业的长期发展有害无益。
江上认为,目前国内许多官员和公立医疗机构都对外资医院的进入“充满敌意”。比如长庚医院当年进入北京市场时,就曾遭到北京10余家公立医院院长的联名反对。她认为,不少外资医院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承担了政府赋予的医保等公共卫生的职能,外资医院也不完全是高收费的代名词。这样的敌意和认识误区不消除,外资医院在中国境内难以长足发展,更谈不上对公立医院形成触动。
而公共管理专家则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环境的好坏,除了土地价格低廉、优惠政策丰富、市场空间巨大等硬件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服务的软环境。政府的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和延续性,承诺难以兑现,以及企业、机构和公民法制精神缺乏,都是阻挠投资者脚步的重要因素。
三大因素让外资医疗机构“不敢来”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暂行管理办法》2000年颁布实施时,曾经吸引了众多外资医疗机构到国内考察评估。但10年过去了,外资并没有大举进入,真正具有国际医疗机构背景的资金,更是寥寥无几。
政策不利,外资医疗机构“不敢来”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易利华曾经接待过多批评估机构,他们受国外医疗机构委托,到国内进行办医评估。“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医疗流程、医疗机构规模、收费、医生待遇、病人负担、专科特色、业务收入及收入的可分配情况等,2000年前后是个高峰。”
但是,热热闹闹的评估之后,就没了下文。易利华认为,“国外医疗机构原以为中国的医疗有很大市场,经过上述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并不具备发展的可能性。”
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等人认为,现行的医改政策,对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的发展并不利。比如药品零差率,虽然外资医院可以自主定价,但如果定高了,患者就不来了。再比如我国的医疗保障目前尚处于低水平广覆盖的状态,而外资医院更需要商业保障制度,才能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
另外,医改政策带来的边际效益,对外资医院发展同样不利。如目前推行的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能够获得相应的补助,逐步推行以技养医后,公立医院同样能获得补贴,这两种补贴,外资医院都不在政府的考虑范围。浙江省卫生厅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实行上述政策后,浙江有一半的非公立医院院长认为会导致流失患者,民营和外资医院的生存更为困难,想进入医疗行业的社会资本已经放缓了脚步。
“各种细节表明,这里面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
卫生部的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有1.8万家医院,国有医院占94%,垄断了绝大部分政府的资金、医疗技术和人才。仅此一项,足以令各种想进入医疗领域的社会资本生畏。而管办不分的体制,让公立医院显得更为强大,这也是令外资颇为忌惮的。
“我们在市场准入、政策环境和行业监管等方面,很难获得与公立医院同等的地位,因此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苏州九龙医院是江苏省第一家大型综合外资医院,也是苏州工业园区目前最大的医疗机构,董事长孙福林期盼与公立医院有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所有的心血全部投在医院上,现在苦不堪言,几乎办不下去了。”
在难以解决的待遇差别下,外资医院总是设法避开与公立医院的正面较量,或选择专科治疗方向,或定位高端市场。而对那些大型的综合性外资医院,有些问题根本回避不了。“我们原来也希望通过先进的设备良好的医疗环境吸引病人,可现在公立医院的设备不比我们差,盖的楼一个比一个豪华。5年前我们是苏州硬件最好的,现在其他医院都赶上来了,因为有政府不断地投入。”九龙医院董事长孙福林说。
公立医院的强大,还体现在话语权上。九龙医院院长刘峰说,例如制订医疗规范、服务标准,从来都是公立医院专家参与,而不带民营医疗机构的专家。各种检查也是由公立医院的专家检查,而民营医院专家根本没机会到公立医院检查。“各种细节表明,这里面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
一些接受采访的外资医院负责人表示,即使在市场准入、政策环境上短期内无法和公立医院获得相同的待遇,他们依然期望能在行业监管上获得平等,而这有待于卫生系统的管办分开。
外资医院30万年薪抵不上公立医院10万年薪
人才问题,是当前各类外资医院最头疼的事。短期之内,外资医院可以通过高薪吸引一部分人才,却无法形成人才梯队,更难保障医院的长远发展。
位于浙江嘉兴的新安国际医院,2009年4月开业,由新加坡国际医疗产业集团和上海华衡投资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副院长王兵华认为,公立医院集中了大量医疗人才,郁郁不得志的专家大有人在,而外资医院除了可以付出高薪外,还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当然,我们很难从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吸引人才,只能从内地挖人,在嘉兴这样一个地级市形成相对优势。”
苏州九龙医院刚开业时,应聘人才的简历堆满了桌子。“我们当时开出的年薪是30万元,有一定的诱惑力。但现在,30万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孙福林近两年在《健康报》上刊登了4期招聘广告,却一个人也没招到。“现在挖人更难了,医院现在又有好几个科室的主任位置空缺。”
在公立医院工作,除了正常的工资奖金外,还有红包、回扣等灰色收入,因而业内有一种说法:外资医院的30万年薪抵不上公立医院10万元年薪。九龙医院院长刘峰表示,一些专家离开公立医院的另一个顾忌,是可能失去随公立医院而来的学术地位。“一旦失去学术地位,就意味着专家的科研学术很难再有进展,在学术界将逐渐被自然淘汰。”
人才的短腿,严重限制着外资医院的进一步发展。南京明基医院执行长江明洲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医院要长久发展,最重要的根基是人才,这更多的需要靠我们自己来培养。”但若没有财团支撑,多数外资医院对医疗人才的培养,依然是个奢望。
观点交锋
“扰乱市场”还是“鲶鱼效应”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和公立医院负责人对外资医疗机构进入的观点不一、心态复杂,导致各地在面对外资医疗机构时屡屡出现政策不一、政出多门的情况。一些地方,出于政绩或其他考虑,盲目引进外资,无条件、无限制降低门槛或提供优惠政策,相应的监管却没有到位;在一些地方,则视外资为洪水猛兽,处处设卡、百般刁难,导致外资进入难、运营难。
反对者
外资医疗机构会“扰乱市场”
不少公立医院负责人和学者认为,外资医疗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唯一动力是盈利,这和医疗机构本身的公益属性是背离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目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医疗机构良莠不齐,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民营医院的覆辙,进一步激化了尖锐的医患关系。
一些公立医院的院长则担心,外资医疗机构的到来会争抢公立医院的高端份额,加剧公立医院的生存困境。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孔祥清说,公立医院承担着繁重的医疗任务,以药养医将被逐步剥离,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严重倒挂,而政府又只承担目前医院运营费用的仅5%左右。若外资医疗机构进入和公立医院争抢份额,将进一步加剧公立医院生存和改革的难度。
支持者
引进外资将带来“鲶鱼效应”
引进国外医疗机构先进的管理模式,是主管部门引进外资的一大初衷。从目前的情况看,一些成功引进的外方管理的确极大地提升了医院的管理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已在中国开出多家医疗机构、且目前运营得风生水起的和睦家医院表示,自己的员工绝对不会出现“拿酒精棉花擦皮鞋”的事,其运营成本比国内的公立医院至少低20%。
运转顺利的外资医疗机构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还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医疗观念和医疗技术。如中美合作的浙益眼科中心不仅邀请了美方优秀的眼科专家前来指导,还多次送中方人员去国外先进医院培训技术,并曾率先将国际上最先进的植入性角膜接触镜技术引入中国。（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