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20层高的门诊大楼内，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部分受访者表示，除了优质医疗资源外，该院多年来形成的拒收红包氛围，让感觉“省事，放心”的患者无需再为送不送红包纠结。采访中记者发现，南通三院已施行多年的《医患道德合约》，被视为卫计委要求签署的拒收红包协议的“雏形”。但前者除了合约之外，另有整套严格的奖罚措施加以保障。作为最早由政府命名的无红包医院，南通三院相关人士觉得，简单的行政要求，并不能真正杜绝红包现象，还得有配套制度；不然，只能沦为一纸空文。
>政策细化
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今年1月19日下发“红包禁令”通知时，恐怕也没想到会引来如此大的争议。
卫计委通知中要求，医疗机构应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由经治医师向患者或患方代表提供《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二级以上医院（含开设住院床位的妇幼保健院、专科疾病防治院等）必须开展，其他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
事实上，这并非卫计委首次对红包说不。
一直以来，卫生部门都有明文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执业活动。
针对病患送红包、医生收红包等现象，国家卫生计生委近年来连续加强监管。2012年8月1日，当时的卫生部就《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
2013年年底，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严肃行业纪律，促进依法执业、廉洁行医，针对医疗卫生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其中也包括不准收受患者“红包”等内容。
而在卫计委出台全国性条文之前，全国多地已陆续出台地方政策。在江苏，除了南通第三人民医院领衔的223家医疗机构承诺无红包外，泰州市也从2007年起开展“无红包医院”创建工作，近7年来医生拒收和上交的“红包”总额超过770万元。但各地方政策中，并非只有“禁令”，更有相关配套奖罚制度。南通三院相关人士就向记者表示，能够在全国推行医院无红包的政策，当然是件好事，但只靠一纸协议，恐怕难以达到本院真正拒收红包的水准。
>“有辱尊严”
卫计委一纸通知，并未获得想象中的响应。颇为壮观的反对浪潮中，发声的还包括从卫生部卸任的副部长黄洁夫。“很可笑。医生入职第一天就宣誓过（不收红包）。另外，难道大家签了协议就真的没人收红包了？这种规定科学合理吗？”黄洁夫反问。他认为，制定政策的人，一定是好心的，希望通过签约能够杜绝这些现象。可是制定这个政策的人，不一定懂得医生的感受。
与黄洁夫的“客气”相比，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葛均波则坦言有辱尊严。他认为，强制签协议书，这就存在一个假设前提——所有二级以上医院的医生都有可能收红包，这对不收红包的医生不公平，而且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拒收红包口号喊了20年，一纸协议就能管得好？”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说，医生每天都要签协议，“手和心都麻木了。”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凌锋同样认为，签拒收红包协议把事情放大，变成每一位医生都有可能收红包了，这是有罪推论，是对医生人格的侮辱。
葛均波对该通知的执行前景并不乐观：“有点像‘小孩过家家’，说完就完了。估计这次也很难执行。”
事实也证实了葛均波的判断。
今年3月，北京煤炭总医院试行医患双方同签拒绝“红包”协议。经过近两个月的试点后，医院对签署该协议的122名患者和家属、55名住院医生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近六成被调查者认为签协议有必要；医生的认可程度约五成，有约20%的医生选择“不好说”。
4月30日，在率先打出“无红包”概念的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院方相关人士也对卫计委的“红包禁令”并不看好。“通知下来了，很多医院都会去响应、执行，但效果很难保障。”
>收与送的尴尬
红包现象究竟由何时兴起，难有时间节点。但以南通三院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无红包”口号时，院方已经感受到了愈演愈烈红包乱象引来的信任危机。
有从业多年的医生介绍，一度收不收红包、能收多大红包，成为了衡量医生名气与医术的砝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已然是中科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的钟南山都曾在受访时表示，自家人看病做手术，都向他咨询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
作为从医45年的著名外科医生，黄洁夫今年全国两会受访时欲言又止，最终笑着告诉央视主持人董倩一个行业的秘密：“绝大多数医生，不会因为收了红包，他就对你服务更好一些。相反，他会因为收了你的红包不敢去冒险。”
他进一步解释，除了忌惮收受红包违反相关规定外，手术时，很多医生都会因收了红包而感慨“病人家属比较难搞”，因为担心手术风险而选择保守。“绝大部分医生都希望手术顺利，不希望自己的病人治疗出现问题，这跟给不给红包一点关系都没有。”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传染科主任朱勇根就曾表示，拿了患者的红包，做完手术后老是心神不宁，万一出现医疗纠纷就很被动。而不拿红包的医生腰杆挺得直，即使有了医疗纠纷，也可以限定在技术或意外的范围之内。
而就诊的病患，在别人都送红包的现实或心理暗示下，不管愿意不愿意，事到临头的时候还是会遵从送红包的潜规则。健康门户网站39健康网曾对2万多网友进行了一项送红包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网友亲自给医生送过红包，求心安的心理成为主因。
作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坦言也被病人塞过红包。尽管认为“红包”在中国是一个好词，但刘玉村表示还需区别对待。“穷人拿辛苦挣来、卖房子甚至借来的钱看病，如果医生收了他们的礼物和钱财，就是缺德。有人在手术前给医生钱，说为了‘买平安’，如果收了就是医生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刘玉村曾拒绝一位病人给的红包，后来这位病人家属执意要表达感谢，拿自己家红薯做的粉条当礼物送给他，他才接受。“拿了这些，我从良心上说得过去，从道德规范上看，也没有问题。”
>顽疾难治
一边是重重禁令，一边是看涨的红包行情。有医生透露，红包根据医院等级、手术大小、患者经济情况综合决定。记者在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第十病区的登记本上看到，医生退还的红包数额从300元到15000元不等，但一般都在2000元左右。
除了这类明显红包之外，还有一种“暗”红包更是难以察觉。据介绍，由于优质医疗资源少，能够加塞、要求额外诊疗等基本上都是熟人，很多时候，“红包”并不是以实物现金的形式而是以“人情债”的形式出现。
业内人士介绍，几乎所有病患都是求着好医院、好医生诊疗，所以红包就成为抢夺医疗资源的手段，“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使得医患关系难以真正平等。可以说，患者送红包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医疗资源配置存在问题。”
钟南山对2013年广州三甲医院医生收入“账面4万多，实际19万多”的调查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医生收受红包现象的普遍。
他明确表示，普通门诊十元左右的挂号费，根本体现不出医生诊断的真实价值，势必会衍生出过度检查、药价虚高吃回扣以及红包等问题。
刘玉村则透露，外科大夫做一台手术还不如裁缝、木匠挣得多。“一台胃癌手术需要3个大夫、2个护士、2个麻醉师，但手术费一共只有几百块钱。”刘玉村揭秘，“怎么弥补收入不足？用一些耗材把价码加上去。如果我有良心，‘加码’就会有度；如果我素养不好，就往里面加很多东西。”
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表示，医生收红包表面上是道德问题，根本原因还是体制，如果基层医疗搞不好，大医院依旧“看病难”，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依然没有得到合理体现，医生收红包的现象恐怕难以禁绝。
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就对卫计委的“红包禁令”评论说，初衷虽为患者着想，但颇显滑稽，拒收红包本是医生基本操守，不送红包也是患者基本道德和权利。深化医改，解决资源供需矛盾才是根本手段。一张纸能管得住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