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医改，确切地说是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创造出来的安徽模式，自其推行至今仍存有广泛的争议。安徽省医改办陈仕君对记者记者坦言，他们注意到了那些争议的声音。
不过，医改在国内一直面临着走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两种路径争论，这一争论从未停止。
李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国内关注医改的知名专家，曾于2011年到安徽进行实地调研，是安徽基层医改模式的坚定支持者。日前，她接受了记者记者的专访。
记者：从总体上看，您认为安徽的医改进行到现在，能否算是成功的，总体评价能不能谈谈？
李玲：安徽省创造性地落实国家医改政策，在一个人口相当于欧洲国家的中部大省，率先实现了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机制的根本变革。安徽医改最鲜明的成效是，明确了政府责任，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性体制机制。
安徽医改直面了当前医改过程中最紧迫、最突出的矛盾，成为全国医改的重要突破口，为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全面演习。
就像当年小岗村为经济改革闯出了新路一样，今天的安徽医改又为我国社会建设探索出新的道路。
记者：有观点认为，安徽基层医改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当地进行了调整，某种程度意味着改革的失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玲：改革初期，安徽也出现过一些药品配送不及时、一些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下降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改革的关键是破除“以药养医”，坚持公益性，只要政府责任真正到位，改革就能够取得预期成效。同时，由于公立医院改革尚未完全推开，基层医改的成效也受到影响，等公立医院也实现公益性后，基层医改的成效就将更加明显。
记者：在您看来，安徽医改经验最主要的是什么？是否可以复制推广？
李玲：安徽基层医改推行的综合改革。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医改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纵观各国医改成败经验，凡是医改成功的国家，政府和领导人都具备强大的政治决心和组织保障，而医改失败或者进展缓慢的国家都往往缺乏必要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同样，国内医改做得好的地方，主要是当地领导干部愿干、能干。
安徽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要亲自过问医改，各级政府一把手是医改的第一责任人。以前我们在很多地方调研时，发现地方领导还是喜欢谈经济、谈项目，对教育、卫生等民生问题谈得不多，但是在安徽发现，除了医改和卫生系统的干部外，还有一大批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和许多非卫生部门的领导，说起医改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对每一个细节都十分了解。有的市委书记说，研究医改上了瘾，对医改有了感情。这是深化医改乃至加强整个社会建设的宝贵财富。
安徽医改一开始，就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和医改领导小组的重视，随后地方经验在全国推广，上升为全国的政策。这种自上而下领导推动、自下而上探索试点、上下联动有机集成的医改道路，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其他一些国家很难做到的。
记者：从全国范围来看，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时，补偿机制也是探索的难点问题之一，您认为它能不能走基层医改的路子？
李玲：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扭转“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我认为转变的基本思路是：扭转医护人员收入和药品、检查业务量直接挂钩的机制，利用财政投入、医保资金或者提高服务收费，支付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绩效工资。
我们此前有过调研，转变补偿机制完全是可行的。现在药品和检查是医院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如果这两样都严格执行成本价，在医生的实际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或医保对额外需要补偿的缺口约占当前费用的三分之一，医院就可以正常运行。我们调研的地方人口是37万，按这一规模估算，全国县域医院每年增加支出400多亿元即可补齐。
实际上，如果改革进行得彻底，在现有的投入水平下，把虚高的药品费用全部挤出来，让利给患者和医务人员，仅仅通过调整结构也能实现改革目标。
记者：一直以来，外界都担心是否地方财力困难会导致改革难以为继？
李玲：我一直强调，政府正确的执政理念与强大的执政能力才是医改成功的关键。
湖南桑植，是国家级贫困县，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民在乡镇卫生院住院全报销。桑植县医改的启示是，实行住院全报销，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未必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
安徽的实践也证明，公益性并不意味着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安徽综合改革，一年增加财政支出15亿元。
只要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对现有卫生费用结构进行调整，财政支出就是可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