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卫计委和人保部联合发布通知称，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各地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不当干预；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依据自身特点，提供特色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将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定点医保范围，建立双方谈判机制。
此通知一出即引起广泛关注。人们迅速抓住了它的要点——政府正在放松对民营医疗领域的管制。可是，接下来的评论却陷入了异途。有的人在欢呼，“春天要来了”；有的人则摇头叹息，“以后岂不要涨价”；还有的人表示谨慎的乐观，“那是正确的事情，但是有多大作用却还得观察”。那么，公众该怎么看待“松绑”的意义呢？
民营医院的春天来了吗
三部委新规公布后，资本市场马上有了反应。所谓“民营医院概念股”强势崛起。金陵药业、复星医药、开元投资、爱尔眼科、通策医疗等上市公司的股票大幅拉升。截至当天收盘，开元投资上涨7.48%，金陵药业涨6.64%，爱尔眼科涨5.92%。
广发证券分析师吴雅春和贺菊颖点评道，“这是中央部门首次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尽管只限于非公立医疗机构，但我们认为这是促进医疗市场化的第一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服务价格，有利于促进医疗服务市场化，加强各类医疗机构的竞争，提升医疗机构服务效率。对政府来说，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可加大医院自我调节功能，改变依赖药品收入和政府补贴的旧模式，符合目前医改方向”。
他们相信，此消息极大利好医疗服务行业,故而推荐投资者重点关注诊断服务等上市公司的机会。这是“利好派”的代表观点。
可是，不同意见也多得是。有业内人士指出，新规只不过看上去很美而已。
目前，我国非公医疗体系包括两个部分：营利性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结构。对于前者，价格管控早已不是事儿，新规主要是针对后者。可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之所以长不大、不成才，主要的原因还是医疗人才的缺乏，而不是别的原因。
一位民营医院院长说，经过20余年发展，非公医疗机构虽有万千之数，却无半壁之功。其中不少甚至沦为“广告医院”，业务范围就在“上三路”(指美容、牙科、皮肤病)和“下三路”(指性病、肝炎、不孕不育症)之中，声名不佳。“价格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支撑价格的医生。医生都在公立医院的“鸟笼”里呢。
何况，政策规定，要成为医保定点医院，必须执行现行医疗服务和药品政府定价，由此，新规赋予的自主权已经大打折扣了。除非民营医院放弃医保，而那又是难以想象的，尤其在医保覆盖面越来越广的情况下。
三部委在文中明言，新规的用意在于“运用价格杠杆鼓励社会办医，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对此，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表示，这个目的很难达到。“新规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当然，这个姿态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医疗服务的价格会涨吗
和资本市场的乐观相反，网络上一片担忧之声。某网站的调查显示，一半左右的网友担心三部委的新规将导致看病更贵，只有三成左右的网友表示不会，剩下的则表示“不好说”。有网友说，新规是在为医疗服务涨价开道——不仅仅是非公医疗机构，而且是全部的医疗机构，因为新的市场价格很可能成为公立医疗机构的参考，它们可能会“跟风”，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庄一强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价格什么情况下才能涨？服务供不应求或者极具竞争力。可是，非公医疗机构并不拥有这样的地位。事实上，目前，它们整体上还相当弱势，根本没有集体涨价的能力。与公立大医院人满为患相比，非公医疗机构发愁的是如何吸引患者。
这话道出了很多院长的心声。南京同仁医院院长于振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这个年龄段都知道，当年连花生都是政府定价。当时以为放开了花生的价格，花生会变成像黄金一样的价格。实际上市场比政府管得更细，你价格高了之后，你就没有病人了嘛，市场就会对你调控，它是无形的手，没有人来看病，你不就垮掉了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直言，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医疗费用。”
他的理由是，中国的看病贵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度用药和过度检查，而过度用药和过度检查恰恰是政府管制医疗价格的结果。如今，政府放松管制，过度用药和过度检查必然会减少，进而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让他们不再感到看病那么贵。更远一点说，民营医院没有了价格管制，自然逐渐形成不同档次的医疗组合。对于同等质量的医疗，费用肯定降低。
不过，朱恒鹏提到，部分高端医院会给大众价格上升的错误印象。
新规能推动医改向前吗
三部委新规公布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表示，“这对打破我国目前医疗服务价格偏低和政府行政定价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蔡江南指出，我国医疗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多年来停滞不前，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压抑的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僵化不变的定价机制。医疗服务价格严重背离了供求之间的关系，背离了老百姓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我国目前医疗服务价格与其他各种价格之间的比价，已经形成了非常荒唐的格局。例如，医生门诊收费竟然低于理发和洗脚的价格，更是远低于电影票的价格。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医生公开收入的严重偏低，使得优秀人才不愿意学医，一些医学院毕业生不去行医；一些医生依靠过度用药和检查来弥补收入，医患矛盾和冲突日益激化；有限的医疗人才集中在大医院内，造成医疗服务的倒金字塔现象日益严重，使得看病难、看病贵长期无法缓解。
因此，他认为，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医疗服务定价机制，使医疗服务价格符合供求规律，已经成为我国深化医改刻不容缓的急迫任务。现在国家发改委、卫生计生委和人保部出台新政策，允许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定价，正是顺应深化医改需要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非公立医疗机构先行一步，可以为整个医疗服务价格机制改革提供经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也认为，放开非公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应该是中国医改突破供不应求和以药养医困局的一次尝试：其一，促进社会办医规范；其二，为公立医院提供价格体系参照；其三，刺激政府适应新的市场管理手段。
他还强调，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政府的管理职责不是变小，而是更大了，因为它要求政府做到放而不乱，在允许市场自我调节的前提下防范风险和法律漏洞。
朱恒鹏的评价则说，新规是2009年启动新医改以来破除“以药养医”体制最为有力的政策，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蹚过深水区提供了多层次的推力。他的理由是，放开非公立机构医疗服务定价是废除“以药养医”格局的真正破冰之举；允许医保机构探索更符合参保人利益的付费方式，符合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有助于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和放开医生自由执业，推动健康产业大发展等。
不过，他指出，医改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不可能仅仅通过一个改革举措完全实现改革目标。放松价格管制只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向前了一步，还需要中央相关部委及各地政策执行者出台配套的改革措施，如对自主定价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如何付费，是医保经办机构下一步亟须研究的课题。再如在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大面积改制公立医院成为医改和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关键一环的背景下，决策部门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应该一视同仁，确保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实现效率和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