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初，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将会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中国的医药行业。这个由国会任命的机构试图弄清不少问题，比如美国消费者所购买的那些中国药品究竟有多么混乱以及美国医药公司是否受到中国政府的公平对待等等。这两个问题将会是四月听证会的主要议题。
虽然美国消费者依然是各种“中国制造”商品最主要的购买者，但他们也特别警惕中国食品与药品的质量标准。由于中国在药品原材料（通常被称为原料药或API）供应方面越来越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对于中国国内或国际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来说，很难通过愈发全球化的供应链来进行有效的质量监管。
同时，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崛起看起来也与该国其他低技术含量产业公司的兴起如出一辙，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开始对各自国内公司在以技术转让换取市场进入方面更加谨慎和小心。而无论从地缘政治或商业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会逐渐成为影响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敏感问题。
到目前为止，外资制药和医疗器材公司仍对去年夏天爆出的葛兰素史克（GSK）丑闻所传递的信号心有余悸。未来中国发改委针对外资公司的反垄断打击，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以外国家的担忧：如果反垄断法规对外资公司不利，或者说如果对外资公司的执法力度要大于国内公司，那么他们是否还能够在中国市场上具备竞争力。美国国会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开始重新审视现存的中美贸易关系、WTO条款以及工业生产标准是否考虑到了生命科学行业独特的需求。
中国大力发展国内生命科学产业令WTO、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标准吃紧，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有可能站在公共卫生的高度来强调发展国内生命科学行业必要性，这样的战略无疑会为中国公司带来巨大而且积极的经济影响，许多公司将会从欧美公司的损失中获益。当前中国的贸易法规仅是外资医药企业忧虑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强制许可证”制度，这种方式实质上就是国家政府强迫公司（无论内资或外资）要么以固定的成本生产产品，要么索取技术，交由国内公司来进行生产，这一切都是以公共卫生的名义实施的。
强制许可证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尽管分析师和政策制定者们非常担心医药强制许可证会被滥用。但去年，印度施行的对多吉美（Nexavar）药品的强制许可证却是另一番景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强制许可证与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的标准不符，即推行强制许可证应符合“挽救性命”的标准，但至少从拜耳（Bayer）的角度来看，印度对于多吉美所实施的强制许可证并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多吉美最多只能算“延长寿命”的药品。尽管从个人的角度看，两者的区别太过细微了，但这却是拜耳对印度政府的决定进行申诉的强硬底气。
由于中国修改了专利法以纳入强制许可证，但医药行业还是担心中国是否会在强制许可证的必要性问题上有更加灵活的标准。到目前为止，值得赞扬的是中国并没有推动这个问题。然而，跨国医药公司对中国市场的看法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他们很难预见到，甚至更难阻止许多潜在风险，也无法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解决问题。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实施强制许可证的做法还是合乎规范的，但外资医药企业还是担心，如果他们过于妨碍了北京正在实施的旨在振兴国内医药行业的大政方针，那么中国政府就会更加强势地推动强制许可证制度。
美国政府的确已经了解制药公司的忧虑，并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有些问题非常简单也很奇怪，那就是中国对外资企业是否“公平”？而这也是其他行业公司一直在提出的问题，但医药行业有着其特殊之处：在美国如何维系其对于中国这种中央规划并仍旧增长迅速的经济体的竞争力方面，医药行业发挥着的独特的作用。如果美国医药公司在中国的增长开始遭遇结构性障碍，那么华盛顿的政客利用他们来加深与中国的关系的手段就会便得非常有限。我们希望，华盛顿对中国医药市场的关切能够继续强调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而且，考虑到医药行业的独特需求，现存的WTO、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标准能够得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