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是老百姓最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也是中国医疗改革急需解决的难题。针对这一话题，来自医疗界的委员们，出发点不同、观点各异、建议多样，但都惊人相似地提到——在医疗改革中引入市场机制。
中国看病不难也不贵
“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十年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看病既不难也不贵，既然在政协会议上可以直言，我就说，哪儿最贵？美国最贵，拔一个牙要几千美元。”北京市政协委员、阜外医院副院长杨跃进，作为一名一线医疗工作者，深感医疗改革的压力，在参加小组讨论时有些激动。
杨跃进的发言或许会让普通百姓难以理解，但在医疗界的同行看来，他的观点也有合理之处。
北京市政协委员、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说，在美国，看有些病需要预约、等待，有些病的开销很大，但是人家有成熟的医保，所以有保障。
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鲁明认为，看病难，实际上是三甲医院的重点科室的大牌专家难。“北京多数三甲医院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建设的，以后增加的实际上就两所，一所是中日友好医院、一所是安贞医院，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北京的人口没超过800万。”
于鲁明认为，放开社会资本，让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对接，会对解决看病难问题有帮助。“实际上，国家层面对社会资本的进入是非常重视的，社会资本也非常踊跃。但是，社会资本办医跟广大的公立医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社会办医没有编制、没有正式机构代码，就是给高薪，专家也不愿意去。我们的老百姓呢，还是更相信公立医院。所以，对社会资本的引入，应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
让退休专家走进社区医院
社会办医暂时还无法吸引更多的专家，那社区医院可不可以？
市政协委员、北京市科协党组副书记景晓东的提案就是关于采取措施让退休医学专家进社区工作的。
景晓东说，从2007年开始，北京市开始实施退休医学专家进社区工作，但退休专家进社区的覆盖面过低，2011年末的统计显示，全市174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只有400多个中心（站）聘有专家。
其实很多老百姓去大医院，实际上是“图专家、图名气”，有时候并不是什么大病。景晓东说，“让更多专家进社区，对社区医院起到帮助作用，提高医疗水平，培养社区医生，也缓解大医院的压力，从根本上说，还是方便社区百姓。”他希望今后能建立完整的社区医院人才引进规划，建设退休专家基础数据库，更合理地让退休专家发挥余热。
像投车险一样投医险
针对看病贵的问题，很多委员用车险举例，希望更多市场因素进入医疗保险领域。
黄宇光说：“现在大家都有车，车的保险，平均要3000块钱一年吧。如果每个家庭像投车保这样投医保，有成熟的保险公司介入，那么我们的医保体系就会好很多。”
市政协委员、卫生部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杨杰孚和黄宇光的观点很接近。他认为，现在的医保，有些赔付还是不高，让患者的压力很大。可以在医保中引入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让类似车险的医疗保险进入医保体系。“国家近年来投入已经很大了，但是医保的缺口还是非常大，能不能引进一些民营保险企业、国外保险企业，来填补这些缺口。”
杨杰孚说，商业保险的介入，是对患者和医生的双方面保护。“现在出现医患纠纷，就是医生与患者正面冲突。如果由第三方保险公司来处理纠纷，就像车祸发生后，由保险公司负责定损、赔偿，患者会得到更高的赔付，医生也不需要与患者直接面对面，医患纠纷会减少很多。”
葡萄糖比矿泉水还便宜
在医疗过程中，看病贵很多时候是指药品贵。不少政协委员认为，应该让更多市场因素进入到定价机制中。
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邹丽萍说，我国现行的基本药物目录，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不是市场行为。“在招标过程中，药品生产单位为了先占住位置，不管是包装还是价格，一味迎合基药目录，价格过低。如葡萄糖输液，500毫升的液体，比一瓶矿泉水还便宜，这就是厂家无限制地压低价格造成的。市场这么大，厂家想进来，所以就这么做。”
邹丽萍觉得，“政府定个尺子就够了，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让最低需求的患者有保障。比如5块钱的药，是基本医保，患者想用10块钱的，那自付50%。现在的情况是，什么药都在基药目录里，老百姓自然都喜欢用贵的，这就造成了医疗费用加大，医保负担加大。”
政协委员、华润集团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栩颖则建议，从患者角度出发，基药目录应选择患者能普遍接受的药品。另一方面，市场既有“原研药”（主要是指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进口药），也有仿制药，可优先选择达到国际水平的仿制药，既能有效降低药品价格，也能激励我国制药企业提高药物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