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出钱谁招标”已呼吁多年，作为医改最重要的探索城市，北上广此举是否预示着招标主体的改变将成为趋势？而在全国医保费用总额控制的大背景下，医保部门的接手是否意味着会有更大的杀价压力？
由于具体操作细则均未披露，尽管业界对此异常关注，但切实的前景目前仍是雾里看花。
走向前台
韩晓芳在上述会议上表示，今后北京将推进药品流通领域改革，改变以往的药品招标由卫生局主管进行，各医院再分别根据需求和中标目录进行单独采购的局面，探索医院可联合集体团购的方式进行采购，以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
韩晓芳表示，医保部门代表参保人员的利益，其在招标采购过程中控费的动力更加增强，这改变了过去卫生局既管医院又管采购，很难保持中立的局面。目前北京市医改办正在研究详细方案，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也将成立采购药物的专门机构。
饶有意味的是，上海医保局接管上海市基药招标的消息已在2011年底对外明确，甚至提出“医保中标价之下，允许医疗机构通过量价挂钩与供应商二次议价，其间的差额用于补偿医院”，虽然至今上海的新一轮基药招标尚未启动，但医保部门走向招标前台，上海是首次探索。
而近期刚刚宣布阳光招标采购模式转变为第三方电子交易平台模式进行药品采购改革的广东，该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也对外透露，可能要由广东省医保局筹建主导该第三方电子交易平台。
“从医疗保险的实现过程，‘我出钱我购买医疗服务’的理论基础和经济现象来看，医保部门管钱，医院作为载体，药价的高低和医保有直接关系，因此，医保部门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向医院购买服务，理论上说是合理的，业界也呼吁了多年。”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专家沈松泉如是认为。
华北制药股份公司总经济师周名胜则表示，北上广作为新医改各项探索的重要试验田，三地卫生主管系统同时退出药品招标体系，其导向意义非常值得关注。
压力左右
周名胜告诉记者，作为大型普药企业龙头，公司最担心的是医保部门主管招标可能会比卫生局主管时砍价更厉害，药企最希望政府把游戏规则确定好，取消“唯低价是取”。
周名胜担心的主要是全国医保控费大环境下，医保部门主管招标会砍价动力十足。因为上述三大城市均是医保资金压力最大的城市，也是国内探索医保付费机制最前沿的城市。
上海重点探索总额预付制度，北京重点探索按病种付费，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其医保基金的结余率都比较低，且都以医保人口为主体，这成为二者积极探索医保付费模式改革，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源动力。
其中，上海2002～2007年医保统筹账户5年的医保缺口累计达20亿元。2011年，上海全市的三级医院均被纳入总额预付试点；2011年后，上海明确了医疗机构的年费用增速控制在8%左右。广州市则在2012年8月公开透露了近年该市的医保基金支付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2009年，广州医保基金首次出现缺口，2010年缺口达1.3亿元。北京也透露，2010年和2011年医保基金支出的增幅都超35%，大大超过基金收入速度。目前北京已将控费试点扩展至二三级医院。
人保部数据显示，2004～2011年，我国医保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已从11.7%增加到25.3%，逐年上升。2012年12月，国家相关部委联手共推总额控制，以期未来两年推广总额预付。
同时，其他省市的医保资金压力或许会相对北上广减缓很多。有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短期内基金收入增速维持在较高水平，尽管近年来我国医保基金的结余率有所下滑，2011年医保结余1108亿元，累计结余6180亿元，当年结余率仍达20%.
此外，从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北京、山东和四川这7个省（市）医保资金规模占全国总医保基金份额过半地区的医保基金收入情况来看，除了上海，其余六大省（市）的医保基金收入增速均维持在15%以上。
“北上广试点医保部门主管招标，地方政府降药价的意愿并没有减弱，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医保资金压力上行决定的。”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有关专家分析，今后会否砍价主要仍看相关负责人是站在大方向利益还是部门利益角度考虑。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测算，现行制度下，2020年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医保基金将陆续出现收不抵支。其中，成都等二线城市的“穿底”时间最晚将出现在2017～2019年。
“但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医疗福利是刚性的，能上不能下，我们要考虑医疗保障的持续性发展，不能透支未来的保障来暂时提高当前的水平。要从能力出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有要兼顾老百姓、企业、医院的利益多方利益。”该专家指出。
另外，医保接管招标不少人士认为，今后谈判机制会逐渐被使用，包括未进医保目录的药物在是否进入目录、产品价格和报销额度方面。周名胜表示，希望医保部门研究制定廉价药物目录，根据企业的产品或规模和质量，招资格不招价格，通过与药厂协商谈判，保障供应。（医药经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