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985.01-2022.07三七中药材价格图（规格：120头）
从价格变化看，高价过后的低迷行情仍在持续。1985-2022年，三七行情经历过3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88年）：计划经济时期，三七原料因产能不足，迎来第一次历史天价，从1985年的255元（公斤价，下同）上涨至1988年290元，涨幅16%。持续4年的高价，带动产区进入第一次生产大扩张，低迷行情也随之到来。
第二阶段（1989-2013年）：进入市场经济，三七行情长期低迷，但在干旱、减产、资本的作用下，迎来第二次天价。1989-2009年，三七行情处于历史低迷期，市场价格在40-200元来回震荡。
2010-2013年，云南持续性干旱、主产区连续多年减产、外围资本开始主动介入，三七价格迎来上升期，从200元快速攀升至800元。15年间，三七价格从最低40元上涨至最高800元，价格翻了20倍，复合增长达到22.11%。
第二次生产大扩张随之开始，三七种植生产以主产区为核心，快速向周边市县以及省份蔓延，从种植规模、产能规模以及产区分布看，此轮扩张堪称历史之最，对后市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第三阶段（2014-2022年）：高峰之后，三七行情再次进入漫长低迷期。2014-2015年，三七价格呈断崖式下跌，从800元快速回落至110元，降幅86.25%。
2016-2017年，由于前期价格快速回落，各方开始积极补货，行情迎来反弹，价格从110元上涨至270元，涨幅145.45%。2018-2022年，三七进入库存消化期，同时价格仍在不断走低，价格从270元下滑至100元，跌幅62.69%。
由于第二阶段的高价刺激生产无序扩张，导致部分副产区的种植面积甚至远超主产区。目前三七100元左右的价位对于传统种植户来说仍有较大利润空间，但对包地种植户来说，利润甚微。
02、产区外延，副产区变主产区
图2：云南省三七产区演变
表1：国内三七资源分布情况
从产区分布看，三七种植产区外延，种植面积明显扩增。
云南文山原来是三七的主产区，因植株存在连茬种植障碍，再加上2009-2012年第二轮高价的刺激，三七种植开始向红河州的建水、蒙自、泸西、弥勒、屏边等市县转移。
经过近几年的生产发展，红河州的三七产量已占三七总产量的50%左右，成为新晋的最大主产区。而曲靖中南部各县的三七产量也不容小视，虽然当地是各家各户用自有地块种植，少有承包大户，但产量也占到全国总产量的35%-40%，成为三七种植的第二大产区。
目前，文山由于历史原因及品牌效应，其三七的集散地和交易市场的地位仍不可替代。而安徽、广东、四川、湖南、福建、江西、湖北、浙江等地，在三七高价期开始引种，整体产能已占到了10%-15%。
03、生产实体数量先增后降，未来不容乐观
图3：2010-2022年7月云南省生产实体变化情况
从生产实体看，2014-2022年，三七生产实体数量不断减少。2010-2014年，三七的高价成为生产实体快速增长的原动力，数量从18家快速增长至585家，增长了30多倍。
而随着三七价格的下跌，2014-2021月，三七生产实体数量从585家锐减至278家，降幅52.48%。
截至2022年7月，云南省的三七生产实体仅有28家，预计到今年年底三七生产实体在60家左右，与2011年持平。
2010-2022年7月，我国累计三七生产实体数量3268家，而注销的实体总数也高达1347家，占比41.22%。面对三七生产实体的不断减少，其未来生产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04、产能过剩，土地资源过度消耗
由于三七生长的独特性和种植的集中性，全国90%以上的商品三七来自云南省，主产于泸西（红河州）、丘北（文山州）、蒙自（红河州）、砚山（文山州）、文山（文山州）、石屏（红河州）、马关（文山州）、弥勒（红河州）、西畴（文山州）9大县域。
由于三七植株生长普遍存在连作障碍，种植过三七的土壤需间隔8-10年才能再次种植，因此适合三七的未开发土地会越来越少。同时，因2020版《中国药典》中，三七的检测标准明显提高，优质三七越来越稀缺。
2014年三七的历史天价，无疑将适合三七种植的未开发土地提前消耗，不仅产能严重过剩，而且还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为未来三七的种植和品质提升埋下隐患。
05、建立综合调控机制，“熨平”价格波动周期
通过三七的案例，我们发现，中药材过度囤积炒作会带来以下后果：一方面，中药材整体供过于求，库存丰厚，大小仓库存满货物；另一方面，中药材价格连续上涨，生产企业、中医诊所等需求端已不堪重负，并已明显影响到民众和海外对中药消费的热情。
天地云图中药产业大数据平台通过多渠道监控发现，2021年上半年，国内中药饮片、电商渠道和出口渠道对中药材原料的消费，分别下降1.03%、2.36%和3.14%，中药材消费“有价无市”现象非常明显。
因此，我平台建议：
1、稳定主粮价格是解决中药材行情波动的根本途径 粮食价格会直接影响中药材价格，进而影响中药材种植面积。粮食价格才是影响中药材生产积极性的根本原因，给予粮食价格合理定位，控制主粮价格过快上涨，才是解决中药材生产和价格大上大下的根本途径。
2、结合中医药产业特色，降低药典含量及其它标准 2020年，按照新药典标准，丹参主产区山东全境产出的丹参，其丹参酮含量都极难合格；而国内超过六成甚至更多的党参、当归、连翘、酸枣仁、淫羊藿和黄芪原料，同样因为有效含量或农残因素，无法通过新药典标准。仅剩下的合格药材，行情暴涨已成必然，从而拉动相关饮片、中成药价格再次大幅上行。
因此，建议国家相关机构在制定各项标准时，应结合中医临床实际需求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可无限拔高门槛，以免出现生产源头无法保障供应的局面。
3、“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尽快建立中药产业大数据监测平台 接下来的中药材生产，将面临两大风险：一是由于政策和生产惯性影响，中药材生产的盲目和无序状态仍将持续，供给短缺和过剩交相出现；二是新冠疫情造成的相关中药材生产阶段性失衡，刺激疫情相关中药的原料价格暴涨、生产扩张，但疫情一旦遏制，板蓝根、广藿香、金银花等抗疫品种又会出现生产的严重过剩。
因此，依托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中药协会相关机构和各家平台，尽快建立中药产业大数据监测平台，监控生产面积、生产成本、流通渠道、需求量变化和未来趋势等，科学指导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市场之手和政策调控相结合，保障中药材稳定有序供应 对中药材价格和种植面积的调控，一是应尽可能以市场为主体进行调节，特别是针对疫情品种启动战略储备（可委托龙头生产基地或企业完成）；二是配套服务体系的完善，但要尽可能避免直接资金扶持种植或扩大生产，以免扰乱市场经济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