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网6月8日讯
● 生育医疗资源紧张状况容易加剧产妇对生育的恐惧，进而降低产妇的生育意愿
● 生育是家庭大事，也是社会好事，更是国家大事，每生育一个孩子，都是在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都是在为民族人口再生产作出重大贡献
● 补齐生育服务短板，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包括天伦之乐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为我国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决策部署提供支持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在这些配套支持措施中，如何缓解生育医疗资源的紧张状况备受大家关注。
《法治日报》记者此前采访发现，北京多家三甲综合医院产科存在挂号难、建档难现象。受访专家认为，这种生育医疗资源的紧张状况与分布不均衡，容易降低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生育是家庭大事，也是社会好事，更是国家大事，国家的人口法律法规政策需围绕此主题进行调整完善，尽快补齐生育服务短板。
建档成为最大关口
优质资源总是紧张
5月15日中午，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公园里，记者见到了北京市民肖珍，她正带着去年出生的儿子遛弯儿。谈起刚发布的“三孩生育政策”，肖珍感触良多，与记者聊起了近两年前她从怀孕到生产的经历。其中，建档之难让她印象颇深。
2019年7月，肖珍得知自己怀孕时，一脸开心，见谁都笑。但开心过后，选择哪家医院生孩子让她犯了愁。
她上网搜索北京市生育政策——怀孕后首先在北京市生育服务系统在线填报相应信息，提交并得到确认后，可以自行打印生育服务单，接着在居住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办理《北京市母子健康档案手册》，然后选择医院建档、产检和分娩。
办理生育服务单的手续很简便，《北京市母子健康档案手册》也很快办好。
记者登录北京市生育服务系统看到，首页分别有户籍人口生育登记一孩、二孩，户籍人口再生育确认（三孩及以上）、流动人口生育登记、服务单打印等子系统。
接下来是选择医院，她本来想去家附近的一家三甲综合医院。在肖珍看来，生孩子是大事，为了确保产检、生产万无一失，肯定要选择产科医疗资源好的医院。
但对肖珍来说，最大的关口是建档。
“建档之后才能在这家医院生孩子，不能建档，后面的就免谈。”她说。
经过咨询得知，在这家医院建档，需要准备《北京市母子健康档案手册》、医保卡等资料和证件，预产期要符合医院建档周期且医院有床位。这家医院以半个月为一个封档周期，一般接收5周以内的孕妇。
建档的前提是挂号。在这家医院需要先办理一张就诊卡，然后挂产科的专家号，经初步筛查符合条件后才能建档。肖珍登录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发现7天内均已无号。她又到医院门诊大厅咨询，仍是无号可挂。
建档不能等。她把目光转向另一家位于海淀区的三甲医院，但这家医院的建档名额也特别紧张。
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建档越来越紧迫，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放弃此前的念头，找一家能挂上号的三甲综合医院建档。
肖珍在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上搜索，发现距离她家大约8公里的一家三甲综合医院有产科，而且总是有号，在那里生过孩子的妈妈的评价也挺好，“我们决定去这家医院建档”。
挂号、取号，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医生告诉她符合医院建档条件。随后，医生给她开具建档条，让她去建档。卡着医院封档期建档后，肖珍长出了一口气。
号源紧张虽有缓解
当天挂号仍难做到
5月15日，记者同时登录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查看肖珍家附近那家三甲综合医院的挂号情况。平台显示，该医院的妇科门诊3天内均已无号。
这家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样有预约挂号服务，可预约3天内的号，但无论是妇科还是产科，都处于无号状态，不能挂号就不能在这里建档。
这意味着，肖珍此前遇到的情况至今并无太多改变。
孕妇难以挂号建档的并非这一家医院。
5月15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三甲医院了解建档情况。恰逢周六，进出医院的车辆并不是很多。门口站着一位安保人员，对进入医院的车内人员进行测温，并给予院内停车位提示。
顺着医院入口的指示箭头向前走，在门诊大楼前可以看到一处临时搭建的防疫站，旁边贴着几张健康宝的二维码，进入医院的人员需经扫码核查无异常后方可进入。进入门诊楼，在门廊处设置了第二道疫情防疫关卡，两边墙上贴着通行大数据行程卡的二维码标志，一位医护工作者和一位安保人员共同检查，只有显示行程卡绿码的才能进入门诊大厅。
门诊大厅里的人并不多，在产科一门诊外，门上明确写着“男士止步”，可以看到几位男性家属站在门诊外等待。
记者询问医护人员后得知，该医院周六周日门诊仅上半天班，且挂号放号数量较工作日要少，因此周六日的人流量通常会少很多。记者向咨询台后面的工作人员询问医院建档情况时，被告知只有产科医生才知道具体信息。
这家医院不支持现场当天挂号。记者查询京医通挂号平台显示，医院产科门诊在平台上分为产科门诊（备注不建档）、产一科门诊、产二科门诊、产三科门诊，当天均已无号，而备注不建档的产科门诊最早可挂两天后的号，其他三个产科门诊最早只能挂四天后的号。
记者向一位孕妇打听建档情况，她告诉记者，她在这家医院生的第一个孩子，当时建档比较难，现在准备生二孩，感觉号源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建档比上次容易许多。
记者又走访了另一家三甲综合医院，工作人员告知，该医院很容易建档，现在还有不少建档名额。记者在现场登录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后看到，随后一周，该医院每天都有号源；登录这家医院官网可以看到，截至5月14日，产科有7个空床位。
5月17日，记者登录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查看了23家有产科的三甲医院的挂号情况，在一周内（5月17日至23日），有12家医院无号，11家医院有号。
产检需要多次排队
座椅有限自带板凳
建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产检也是一大关。
北京市民林女士刚生完孩子，她在北京一家三甲综合医院建档。二次怀孕的她对记者称，现在北京生二孩不再需要办理生育服务证，改成生育服务单，办理手续简化，特别方便。
回忆整个生产过程，她认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产检，“怀孕12周到28周，4周一次产检；怀孕28周到36周，两周一次产检。我怀孕26周时被查出妊娠期糖尿病，需要控制饮食，还得监测血糖，没少折腾”。
林女士介绍说，她有时周二去做产检，有时周四去做产检，周二产检人特别多，周四没有多少人。
令林女士烦恼的是，一旦约到周二产检，她就需要带个板凳，“我本身有晕血晕针的情况，产检抽血得去普通窗口，每次抽完血都没有地方休息，只能坐在自己带的板凳上”。此外，产科候诊室的座椅有限，产检的孕妇比较多时，没座位很正常。
谢女士和林女士在同一家医院建档。对于产检经历，她称“有很多令人不舒服的地方”。
谢女士说：“每次做产检，都要先挂号，再去找大夫开当天的B超单或者预约B超单，然后才能去做B超。但现实是，挂号之后，前面还有很多人排队。我有一次挂上午10点的号，一直等到下午4点才见到医生。”
“医生开完B超单之后，做B超仍需要排队，或者当天约不上B超。等B超单出结果，还要再挂一次号去找大夫。做完B超，大夫一般看一眼就说‘没有问题’。为了这一句话，每次都要耽误半天时间。”谢女士告诉记者。
在她看来，产检太熬人，“每次一想到产检就头疼”。而且，医院停车位本来就紧张，这样产检也是浪费停车位资源。她有时更愿意选择拿到B超结果之后，找在线医生进行分析，“他们的分析也很准确”。
因为工作原因，谢女士目前居住在海南省三亚市，随着预产期临近，她决定在三亚一家三甲医院生产。
她给记者发来的产检照片显示，医院候诊区人不多，可以坐在沙发上休息，“啃着苹果，喝着牛奶，等着叫我的号，太舒服了”。她在北京那家三甲医院做产检时，几乎没有坐过座位，因为椅子实在不够。
不过，肖珍在北京的产检则比较顺利。去医院做产检时，她提前在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预约挂号，产检当天，按时到医院门诊大厅取号，正常排队等待产检，一般上午9点多去，10点半左右结束。
提升生育服务能力
支持国家发展战略
问及肖珍是否会要二孩，她看了一眼满地跑的儿子，沉默一会儿后说：“不想。因为在北京生孩子太不容易，养孩子也太不容易。”
肖珍的同事沈女士育有一个儿子，她也不想再生二孩，“生孩子的经历太惨痛了”。
沈女士当时在前述一家三甲医院生产，在待产房，病床上躺满孕妇，每个人都要拎着自己的待产包，医生和护士忙得团团转，根本顾不上某个孕妇，医生和护士只能先照顾快生的孕妇，“那会儿感觉很无助”。
不想生育的女性并非少数。
北京市发布的历年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率9.06‰，新出生人口19.66万多人；201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率8.24‰，新出生人口17.82万多人；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出生率8.12‰，新出生人口17.48万多人。
这意味着，近几年，北京市常住新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
从全国层面看，我国近几年的年度出生人口同样持续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国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
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相关人士在回复记者采访时称，“十三五”期间，国家启动实施妇幼健康保障工程，2016年至2020年支持617个妇幼保健机构建设，项目地区妇幼保健机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各级医疗机构通过科室间、科室内床位调整等方式，扩增产科床位，努力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总体不足和结构性短缺的供需矛盾。
“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产科医生21.05万人、助产士18.31万人，共计39.36万人，较2015年（25万人）增长了14.4万人，估测累计增加产科床位约8.5万张。”上述回复称，“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聚焦群众健康需求，建设高质量、普惠性产科床位，逐步改善产科环境拥挤、空间狭小、隐私保护不足的现状，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卫生法学教授王岳对记者说，包括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内，我国近几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是一个客观事实。与此相关的是，我国公立医院产科床位资源确实“比以前好一些”。
在王岳看来，另一方面，一些优质的生育医疗资源仍然紧张且分布不均衡，人们一旦不能获得，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育意愿。
近年来一直研究计划生育法规完善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说，对于产妇个体而言，生育医疗资源紧张状况容易加剧产妇对生育的恐惧，进而降低产妇的生育意愿。从总体来看，我国的生育医疗资源与社会发展趋势、人口发展规律并不匹配。
支振锋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出发，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但是，在我国年度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下，生育医疗资源紧张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缓解，提供生育服务能力总体上仍不足。
支振锋建议，我们需要站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上看待生育医疗资源问题。生育是家庭大事，也是社会好事，更是国家大事，每生育一个孩子，都是在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都是在为民族人口再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国家的人口法律法规政策需要围绕此主题进行调整完善，依法减轻家庭生育负担和痛苦指数，让家庭有尊严地生育。
“补齐生育服务短板，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包括天伦之乐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为我国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决策部署提供支持。”支振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