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全国最低3省均价的地区，除了辽宁，其他的5个省份都属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既不落后也不拔尖，“采取最低三省均价”符合中庸之道，药企和招标办都很容易接受。各药企可以根据自己在当地的实际市场占有率或将来的销售重点，合理布局产品价格体系。
采集全国最低N省（N>3）均价/最低价的地区中，有经济发达省份如上海，也有经济欠发达省份如甘肃，这些省份选择几省均价作为最低价可以说是双方共赢的局面。正如甘肃今年4月召开生产企业座谈会时，招标办领导所言：“我们甘肃没有要求也不会要求最低价，所以我们也希望生产企业展现出你们的诚意。”
在价格动态调整的地区中，有6个省/自治区比较特殊，没有明确采集全国省级价格而是独树一帜。这些省份大都要求进行省内价格联动，如四川、贵州和新疆都具体列明了试点城市和省级中标价的权衡关系，从试点城市和省级中标价进行对比分析，或是如西藏因为人口较少，用药习惯特殊，当地人基本信任藏药，当地招标办仅在采购文件中规定如何进行价格联动，实际上并没有开展。
政策因地制宜
自去年底开展“4+7”试点城市带量采购以来，尤其是受近期业内曝出“4+7”第二批目录即将推出的影响，各省市价格联动又高度密集。近期，安徽、青海、辽宁、北京等省份开展的价格联动申报工作，对药企市场准入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价格能否很好地在全国进行掌控关系企业的生产销量大计。
可以说，价格联动一方面可以有效快速实现全国价格“一盘棋”，达到快速降价的目的。但无论是对生产企业还是各省招标办来说，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要求全国最低价联动，将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比赛。
以笔者所在企业鲁抗医药而言，各省重点品种不同，销量也有很大区别，尤其是鲁抗单核产品（抗生素类）长期占主导地位，且产品基本属于普药、竞争尤为激烈的情况下，准入部门唯有根据当地市场有所取舍，甚至自断其臂，才能维持全国整体市场的利益。
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各省经济水平、用药习惯和产品销量不同，强制要求没有销量或销量很少的地区实行全国最低价联动，生产企业相当抵制，没有量的降价其实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企业定会放弃该省市场，而确保主要省份的市场价格。
另一方面，各省招标模式不尽相同，部分省份产品的价格并不适于进行价格联动，如广东、重庆、福建等省市的价格，大部分省份在联动时都会明文规定不采集。此外，还有部分企业的价格可能由于决策者失误或者成本上涨等原因，价格与成本倒挂，中标价格并没有交易记录，笔者认为这种价格也不可取。
唯有各省招标办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价格联动政策，生产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联动，双方才能实现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