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杭州……一场被卫生部誉为“历届最严”的抗生素整治风暴正在全国开展。
抗生素,这个自1928年青霉素发明以来,人类就高度依赖的治疗药物,被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斥为“毁掉了中国一代人”。
现在,抗生素产业最寒冷的冬天正在来临。
寒潮主要与抗生素整治有关。目前,卫生部已经在全国范围开始抗菌药物专项治理的督导检查工作。11月底,各省关于专项整治的工作报告已然上报。
自2011年4月18日卫生部出台《2011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以来,悲观情绪便覆盖了整个抗生素产业。
往年产销两旺的抗生素产业表现黯淡——2011年1月至9月,华北制药、健康元、鲁抗医药、丽珠集团等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均出现大幅度下滑。
目前来看,这还只是开始。
全民宣战抗生素
“以前一些三级医院常用的抗菌药种类至少有上百种,差一点的二级医院也得有七八十种”,而此次按整治要求,三级医院的抗菌药物品种被压缩到50种,二级医院只有35种。
“如果规定继续执行,抗菌药市场至少要缩小一半。”一位要求匿名的上市药企高管承认。
此次整治对抗菌药物使用“限品种、限用量、限级别”。杭州是全国围剿抗生素的一个缩影。
“我们要求将抗生素的使用率与等级医院和院长的考核目标同时挂钩。”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滕建荣说,“住院的抗生素比例必须在60%以下,门诊的必须20%以下,这都是硬性的考核,任何人不能突破。”
为了保证对医生的监督,卫生局每月组织专家以25%的比例抽取医生的处方。“被抽到的医生要证明至少50张处方的合理性。对超常规使用三次以上的,警告、限制使用权限,降级;再两次,就要停止他的抗生素处方权。”
杭州市卫生局甚至与纪委共同开发了药品使用的监控系统,各医院还被要求全部建立院感科(即感染科)。“专门有感染科大夫和药剂师参与,评价使用是否合理、规范。”
在北京,北京市卫生局告诉各家医院,抗生素使用情况在内的四项指标将被纳入2012年医院评审申报的先决条件,“未达标并在规定期限内未达整改要求,将被取消当年评审申报资格,医院自行下降一个等级”。
在上海,围剿抗生素甚至变成了全民总动员。在地铁、公交车的移动电视和全市3.2万平米的商业写字楼LED广告屏上,抗生素知识的公益宣传片不断地滚动播放。
上海的五千多个居委会和二千多个“健康单位”评选的试点单位,被要求至少举办2场专门的抗生素知识讲座。而借助此前组织的9000多个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上海市还动员了其余26万名市民参加了相关的健康教育。
“我们正依靠社区力量的参与机制,发动志愿者进行全民宣传。”上海市卫生局健康促进处处长李光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们专门拨出六百多万的经费,做了七百多万份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宣传品,确保在12月中旬前发到每家每户。”李光耀说。为了保证效果,上海甚至进行了同步的跟踪评估工作,“确保市民的抗生素知识得到正确的改变。”
“吊瓶大国”遗毒
卫生部之所以铁腕整治抗生素,源于一个公众普知的事实——中国已成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度被誉为“吊瓶大国”。
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肖永红教授曾做过的调查结果现在已广为人知:中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是美国人的10倍。
超时、超量、不对症使用或未严格规范使用的抗生素滥用行为,已成系统性问题。
“在许多医院,抗生素使用率甚至高达95%以上,连内科都能达到70%-80%。而美国只有40%多,抗生素使用率最低的北欧,甚至只有20%。”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会主任委员杨志寅说。
只顾利益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医生甚至颠倒了用药的顺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姚岚举例说,许多治疗本应先使用最低廉的青霉素,但现在有些医生一开始就选择使用高端抗生素,导致低端药物彻底丧失作用。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张守信在此前接受咨询的一例病例中发现,“五大类主要的抗菌药对它都没作用,只能联合用药。等到联合用药也不行,那就将无药可用”。
“以药养医机制是造成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滕建荣分析说。
滕建荣坦言,接受抗生素整治培训一部分医院院长们已开始向他抱怨:医院的财政怎么支持运作?“以药养医大家都痛恨,但谁来解决,谁来破题?怎么破题?”
11月刚刚被曝光的云南师宗县人民医院,展示了改革的另一种可能。这家医院要求各科室在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内用完快到期的抗生素,并规定“未按规定使用完者将扣除当月绩效奖金”。
“必须靠综合改革从根本上铲除‘以药养医’的土壤,建立新的运行机制,保障医生收入。”曾受国务院医改办委托参与相关调研的姚岚指出,改革关键要保证医保、一般诊疗费、财政补助三种补偿来源,“真正核心的机制,还是在于财政体制的配套调整。”
兽用抗生素:被忽视的滥用
如同一列失控的高速列车,养殖中的兽用抗生素滥用,其危害并不低于医疗滥用。
牛奶、鸡蛋、肉类……肖永红教授的调查证实:国内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其中9.7万吨用于动物养殖。
“这意味着,人体被动地接受了抗生素,一旦生病,医生不好估计耐药性,将给就诊增加困难。”杨志寅说。
广东省农科院原副院长莫棣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中国政府也禁止把人用抗生素药物的原粉加到饲料里,但在广大的农村,监管很难到位。
养殖过程中添加抗生素已成习惯。过量使用也让动物产生了耐药性。莫棣华举例说,在上世纪60年代用青霉素只需要40万单位(药物单位)一头猪,但现在打一两百万单位也很难有效果。而由于食肉者体内的抗生素残留,其耐药性同样显而易见。
海关的检查报告显示,出口产品中,因抗生素残留而被拒绝通关的已经占到20%。深圳市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在一篇研究论文中透露,在一份对肉类食品中庆大霉素残留的检测便发现,64份肉类样品,9份超过标准,阳性率14.08%,残留率较高。
幸运的是,全面禁止在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已经在计划之中。“农业部门已经有一个计划表,但从目前来看,这依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莫棣华说。
肖永红建议成立一个高于单一部门的抗菌药物管理委员会。设想中的这个机构,应该如瑞典设立的全国抗生素管理组织STRAMA一样,“能统一协调药监、卫生和农业等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
抗菌药物厂商正惴惴不安地等待最后的命运。11月10日,卫生部医政司赵明钢副司长说,数易其稿后,更系统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即将出台,文件“已进入到最终的修订过程”。
新一波的震荡已然来临。“我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包括信立泰在内的多家药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南方周末 吕明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