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称，“中国公民自愿捐献量已居亚洲第一，希望通过《指南》的发布和传播，消除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误解与偏见，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和认可。”
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如今公民自愿捐献已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数据表明，截至2015年8月19日，中国实现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4737例，捐献大器官12748个。其中，2015年就已实现捐献案例1590例，大器官4414个，这一数据接近2014年全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最快的国家。但是，与庞大的需求数量相比，我国的器官捐赠率仍然偏低，不足2‰。
数据表明，中国大陆每年在ICU死亡的病人是600万，专业人士表示，如果这些人当中有千分之一的人能理解并实现器官捐献，且一个人最少捐3个器官，或是4个，计算下来，一年捐献器官总数可达2万。
那么，真正阻碍我国实现脑死亡后器官移植的“拦路虎”是什么?笔者认为，政策保障是当下最应该关注的话题。
一方面，全国真正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只有169家，且医生也缺乏。“美国有300多家医院可以做移植手术，有几千名肝移植医生，中国的肝移植医生，我数得上的不到100个，不能满足患者需求，因此这支队伍还要壮大。”黄洁夫表示，即便有足够的器官，也未必能做那么多手术，必须有公开、透明的环境，医院、医生等才能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医保还没有覆盖。尽管器官衰竭的病人很多，但最终能否移植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比如，适应症(病人是否适合移植手术)、移植手术的能力(符合资格的医院及医生数)、移植费用能否负担(目前移植是没有医保报销的)等等。
尽管目前中国30万人对器官有需求，但仅有3万人能负担移植费用。这意味着，90%的病人因经济条件被拒绝在医院大门之外。实际上，由于捐献器官数量同需要器官移植治疗的患者数量之间差距巨大，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
器官的获取、移植是个复杂过程，手术、运输、保存、检测等都需要费用支撑，这对不少家庭来说，器官移植费用是个天文数字。“过去，对于器官移植，每个移植机构收费还不一。而现在，通过电脑公平分配的器官移植，能让百姓获益。”黄洁夫还强调，中国有充分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约机制让器官获取和分配在阳光下进行。未来，我国将对器官移植进行单病种费用核算，收费会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与世界各国相比，肯定是最便宜的。“广州、上海、深圳，还有浙江一些经济比较好的地区，已经把器官、肝脏、肾脏移植的费用纳入了医保。”黄洁夫称。包括陈竺委员长在内，中国医院OPO联盟的多位器官移植专家均达成共识，将在明年的全国两会上，通过提案、议案等多种形式，呼吁通过试点，先从部分省开始，从肾移植开端，合力推动器官移植纳入大病医保。
笔者以为，以往许多人认为中国器官捐献落后的主要障碍是国民素质、文化和传统，现在看来，建立公平、合理和向善的制度才是关键，对中国器官捐献不宜再下道德猛药，只要把救人的道理说明白，捐献的制度弄好，相信更多人愿意在辞世时“发挥余热”和延续爱心。
唯一遗憾的是，呼吁已久的《人体器官捐献法》目前仍未出台，它在打击器官移植过程中的非法交易，厘清器官捐献移植的各方责任，建立专业化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性的作用，应该加快立法进度。
笔者相信，《指南》及其后续配套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最终将推动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光明正大地登上世界舞台，造福数千万亟待获得重生的患者，并在人类通过技术进步和社会管理不断与疾病抗争的路上，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