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eve Cole攻读博士后时，他有一个不寻常的爱好：将艺术品买家与他们可能喜欢的艺术家相匹配。他说：“我有一个额外的目的，希望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为那些我认为很伟大的艺术家找到欣赏他们的观众。”
在当时，这无外乎只是一个古怪的副业。不过，最近的发现让Cole有了疑问：他在那段时期所感受到的兴奋和目的感也许不只帮他为艺术品找到了归宿，是否也使他自身的免疫系统从中受益？Cole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Cousins心理神经免疫学中心的教授。
许多研究表明，诸如压力等精神状态会影响健康。但是，如何在分子水平上解释这一问题仍然很困难：主观情绪是如何与复杂的神经和免疫系统联系起来的？这一被称作心理神经免疫学（PNI）的领域经常被指责“缺乏严谨”。Cole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选择的工具是全基因转录分析：分析细胞中基因表达的广泛模式。
Cole和同事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表明压力和孤独等消极的心理状态会通过基因表达指导免疫反应，塑造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现在，Cole已经改变了策略，研究方向从消极情绪转变成了界限更加模糊的幸福情绪。这是一种冒险的策略：他的工作已经被批评为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和说教。
“如果你和任何PNI领域的高水平神经生物学家或免疫学家谈论这件事，大家都会窃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免疫学家Stephen Smale如是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该课题应该被永远忽视。有一天，我们会需要面对它，并试图理解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究竟是如何互动的。”
一剂良药？
1964年，杂志编辑Norman Cousins被诊断出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种危及生命的自体免疫疾病，复原几率为1/500。Cousins拒绝了医生的治疗，并开始了自己的幸福疗法，包括定期观看马克斯兄弟的电影等。后来他创办了Cousins中心，致力于调查心理因素是否真的能令人保持健康。
当时，主流科学拒绝这种观点即任何心理状态，或积极或消极，都会影响身体健康。不过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研究表明，大脑与免疫系统直接连接，部分神经系统与免疫器官相联系，而且免疫细胞含有神经递质的受体。
这些联系似乎存在临床意义。第一位揭示这个事实的是病毒学家Ronald Glaser，他现在是俄亥俄州立大学行为医学研究所所长。他和同事提取医科学生的血液样本，发现在紧张的考试期间，学生抵抗病毒的免疫细胞活性较低，对常见病毒Epstein—Barr的抗体水平却较高，这表明压力会破坏他们的免疫系统，使通常处于潜伏状态的病毒被重新激活。
自此之后，PNI领域发展迅速，全球的医学院都开始宣扬自己的精神与身体健康研究院系，PNI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看法：人体对压力的反应会抑制部分免疫系统，长此以往会导致有伤害作用的炎症。不过，要想了解大脑信号如何精确地影响身体健康，研究人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管中窥豹
Cole的首个研究发表于2007年，聚焦于孤独的影响。他和同事观察6位长期孤独的人以及8位有着众多朋友和强大社会支持的人的白细胞基因表达。在人体基因组约2.2万个基因中，研究人员确定孤独人群的209个基因与善于交际的人不同：它们要么监管着更多的蛋白质，要么监管着更少的蛋白质。孤独组中的上调基因有相当大一部分与炎症反应有关，而许多下调基因有着抗病毒的作用。而在善交际组中，情况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小型研究，但却首次将心理风险因素与基因表达的广泛潜在变化联系起来。
Cole称，这些结果有着进化学意义。早期在紧密社会群体中的人类有着更高的病毒感染风险，所以抗病毒基因会飞速发展。相比之下，孤独和压力下的人们面临更大的受伤风险，可能会导致细菌感染，这就需要增加与炎症相关的基因来帮助治愈伤口和抵抗感染。不过现代压力会导致慢性和无益的炎症，长此以往会损伤人体组织，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癌症和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
对于像Smale这样的传统免疫学家来说，Cole的研究是“有趣、精彩的观察”，但尚未完全令人信服。佐治亚理工学院整合基因组学主任Greg Gibson希望看到更大规模的研究，不过他认为，Cole正在发掘的“遗传结构”是值得研究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机制细节都十分明了。“很多人都采取了全基因组的方法，但是他们只关注少数的‘重点’。他们忽略了森林中的大多数树木。”
幸福的意义
2010年，Cole收到了朋友Barbara Fredrickson的邮件，后者现正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心理健康。她对幸福等积极情绪状态的生物相关性很感兴趣，并建议两人合作。
如果PNI领域整体存在可信度的问题，那么研究幸福尤为困难。幸福比压力更难用生物标记来衡量，主流生物学家往往看不起诸如问卷调查等模糊的数据收集方法。
一个方法是测试能否有可能扭转由压力引起的负面基因表达。Cole开展了3个小型随机对照实验。其中两个实验分别含有45个有压力的看护人员和40个孤独的成年人，结果发现冥想课程会使参与者白细胞中的基因表达由炎症基因转向抗病毒基因。第三个实验由迈阿密大学精神—肿瘤学家Michael Antoni领导，参与者包括200位患有早期乳腺癌的女性。与对照组的女性相比，接受了10周压力管理计划的女性体内与炎症和新陈代谢相关的基因得到抑制。“我们的结论是情绪是有作用的。”Antoni表示，“如果我们改变了心理活动，生理也会作出相应变化。”
Cole与Fredrickson渴望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向并不是抑制压力所带来的好处，而是人们在高兴时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为此，他们要求80名参与者回答14个问题，包括过去一周感觉幸福或满足的频率，以及他们感觉生活有意义的频率等。该问卷的设计是为了区分心理学家所划分的幸福的两种形式：享乐幸福与终极幸福。享乐幸福是指由物质或者身体快乐所带来的幸福感；终极幸福是指从追求知识、社会关系或者慈善工作等活动中所获得的深层满足感。
研究人员吃惊地发现，这两种类型的幸福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基因表达。有终极幸福感的人们的基因表达是有利于身体的，而有享乐幸福感的人们的基因表达与遭遇逆境的人们的基因表达是相似的。
一种解释是终极幸福感会直接使免疫系统受益。不过Cole认为，这与压力反应相关，如果人们仅仅只是进行消费，那么所有的幸福感都取决于其个人情况。如果他们遭遇逆境，就会变得很有压力。但如果他们关心自己以外的事情，比如社区、政治和艺术等，那么就会更少地关注自己每天的压力。换句话说，终极幸福感可以帮助缓冲我们对威胁和不确定性的感知，从而潜在地改善我们的健康。“给自己投资是有好处的。”Cole说，“只要你同时也向很多其他的东西投资。”
尽管存在很多批评的声音，而且研究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Cole表示，他还是被积极的情感可以逆转不幸带来的生物影响的证据所震撼，这足以使他的生活发生改变。“我已经花费了我事业和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来试图避免或者克服不好的事情。”他说，“现在我用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真正想做的事情，以及未来想去的地方。”
